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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

李长健 张锋 辛晨[1]


摘 要：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技术性很强，导致食品供给者和消费者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危害巨大，并且不易检测和监测。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规范化的保障机制、社会化监督机制、消费者参与机制和国际化协调机制来避免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危害。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 社会化监督机制 消费者参与机制 国际化协调机制
The study on the legal structure of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Abstract：The food security concerns each citizen's vital interests and social interests, the technology of the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is very strong, it causes the information of food supplier and consumer seriously asymmetric, but the danger of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is enormous, and difficult to measure and monitor. So we could reduce the danger of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standardized quarantee, the participate in the mechanism and internationalized coordinating mechanism.
Key words：Transgenic food security；Legal structure；Socialized supervision mechanism；Consumers’ participation mechanism；Internationalized coordinating mechanism

一、安全的多维价值——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内涵解读
“21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生物技术的高效迅猛发展促成了转基因食品的大量生产。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转基因食品”是一个新名词，英文表述为“Genetically ModifiedFood"，简称“GMF"。根据我国《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包括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产品、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直接加工品和以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直接加工品为原料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由于现阶段转基因食品的发展以植物转基因食品为主，目前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大都是用植物转基因作物加工而成的。[1]
安全是法律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之一，但是在一些关于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安全是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位于各种价值之首，是其他法律价值的前提。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一个社会安全连安全都不能提供，那么这个社会或者国家的合法性就不能得到认可，同时其他的正义、秩序、自由、效率和公平价值也都是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第一，安全是一个人权问题。安全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得以生存的基础条件。英国功利主义法学派创始人边沁则认为，立法者要想保障社会幸福，就必须努力达到四个目标，即保证公民的生计、富裕、平等和安全。在这四个法律目标中，边沁是把法律对社会安全的追求作为首要目标、最高目标和终极目标。[2]据马斯洛心理学理论，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其中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人的安全需要，然后才是获得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第二，安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政府实现其管理职能的主要目的。安全概念源于17世纪的宗教战争，根据当时的国家学说，政府（国家）被赋予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因而任何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和生命的行为，国家都要加以制裁和排除，当然捍卫国家的安全更是整个国家和公民的基本义务。保障安全的义务发展到后来演变成为国家对于个人的基本权赋有立法保障使其不受侵害的义务。虽然对国家的职能经历了政治国家、守夜人国家、福利国家的历史变迁，但国家对安全的保障职能长期以来无可置否，有的学者甚至将保障安全视为唯一真正的职能。国家通过法律规范确认和保护人们对其生命、健康、财产的基本人权，保障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希望和动力。第三，安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安全是社会经济活动有序开展的根本前提和最终保障。只有在安全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才可能有动力、条件和机会进行经济活动，创造财富、创新技术、变革组织。这些安全带来的环境都是经济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的前提条件，也说明社会经济安全对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更直接的意义。第四，安全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经济安全要求国家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方式，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稳定秩序，为经济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利益产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并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损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现象提供预防、预警、救济和保障机制。[3]
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考量——转基因食品安全特征和危害后果的理性分析
转基因食品安全和一般食品安全相比具有其自身显著的特性。第一，危害潜伏周期很长。通常食品安全所产生的危害问题都比较直观，只要食用了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人体就会立即或者在相对不太长的时间内表现出食物中毒之类的病症。但是转基因食品安全涉及的危害，无论是对生态环境还是人体健康的威胁都是潜在的，危害周期很长，而且未能明确具体地表现出到底会导致何种病症或其他问题。第二，生态环境破坏性。一般食品安全问题仅仅是指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但转基因食品可能导致生物伦理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对生物安全带来很大的破坏，并且危害结果很难恢复。第三，安全检测风险性。依照目前的科技发展，科学手段尚且没有发达到能够像对普通食品那样，准确检测出到底在何种标准度下才是安全的。[4]由于转基因技术己经在全世界广泛应用，转基因食品也在商场超市、街头巷尾大量销售，由于其潜在的危害的不可知性，一旦风险爆发后果不堪设想；第四，危害后果的复杂性。因为转基因食品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其可能导致基因污染，极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对人体乃至其他一切生物的遗传基因造成变异性破坏，更有可能产生难以预知的后遗症，严重危害当代人的生存发展、代际间的平衡和协调，不利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五，法律规制方式的综合性。由于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万亩将通过民法、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等各种性质的法律责任来保障人们的安全。所以既要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特征，又要更加注重风险预防，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控机制，确立严格合理的法律制度，提供系统全面的法律保障。[5]
转基因食品安全潜在性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转基因食品可能产生对抗生素的抗药性。生物之间复杂、和谐的相互关系可能会被转基因食品的基因突变而破坏，长时间的使用有可能打破人体抗体和药物治疗的平衡，导致抗药性对药物的严重影响。其二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导致不良的过敏反应。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生物基因的污染，转基因技术可能对生物伦理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可能会出现使用转基因食品而导致过敏现象的发生；其三转基因食品可能含有未被发现的致毒物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认识不同国家观点相异，学界、技术界和政府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美国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而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销售和食用，并禁止美国的转基因食品向其出口。
三、实践回应——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构建进路
（一）规范化保障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制度基础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新兴技术，其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可预知。为了确保转基因技术的安全应用和转基因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我们必须构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保障机制。第一，建立明确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制度。转基因食品技术标准制度是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体系中一个独立的、特殊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转基因食品技术标准是国家为了提高转基因食品质量、控制污染，，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各种技术规范的总称，以期实现人体健康、社会财富和生态平衡。目前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方面的规定仍是落后、模糊和空白，我们可以综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适合我国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食品安全标准。第二，规范合理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制度。转基因食品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要努力做到消费者的食用安全，所有的转基因食品都必须经过系统、全面和严格的检测监管程序。检测程序是一种事前的预防，争取在转基因食品上市前就发现问题，确保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由于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相对落后，缺乏上市前的检测监管程序，导致转基因食品没有被检测或者没有被严格检测，可能对我国人们的生命、健康、财产和社会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危害。第三，制定专门的转基因食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包括独占权、许可权、转让权、标记权和放弃权。转基因食品技术知识产权制度保证了知识产权拥有者对转基因食品生产的高度垄断，其潜在经济价值和高额回报使得各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小公司纷纷投入巨额资金。如果没有相对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能会影响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科研和销售。第四，强化严格的法律责任体系。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责任是指违反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破坏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单位或个人，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具有国家的强制性，只有通过对违反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的直接责任人或单位进行法律制裁，才能保障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的顺利实施。[6]
（二）社会性监督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环境氛围
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规制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的优化，比如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完善社会相关的中介组织和加强媒体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规制中监督披露作用，这是实现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规制的环境保障。第一，整合社会诚信体系，加大受监管企业的法律责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的基础。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完善的信用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诚信管理法律制度，实施企业诚信守法提醒制、警示制、公示制，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对企业采取信用等级管理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企业给予降级处理，并对企业的等级状况进行网上公示，促使企业在社会监督的压力下放弃违法和机会主义倾向。第二，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加强社会的自律控制机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规制主体的能力限制，必须培育并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积极推行行业自律。根据国外先进经验，也要防止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异化和出租、寻租，强调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引导与管理。第三，重构信息披露制度，强调媒体的舆论监督。转基因食品由于高技术性使消费者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建立发达的信息传播平台，使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让消费者低成本、快速的获得，才能保障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识别能力、权利的保障能力。
（三）消费者参与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社会保障
消费者的意愿是每一个具体人群或个人意愿的集合，同样消费者的利益也是每一个具体人群或个人利益的集合，个体的意愿或利益只有符合消费者意愿或利益时，才有其合理性。因此，消费者有权参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价标准的制定，参与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规则的制定，从而使人们通过参加决策，制定政策来控制各种活动，自觉或民主地投入致力于发展转基因食品的努力上去。消费者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制度的机制则应是明晰确定对包括预案参与、全过程参与及行为参与在内的过程和方法。第一，消费者对预案参与。预案的通过往往表现为国家的公共政策，这是消费者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的根源，是根本的、最基础的和最高层次的参与。综合决策部门或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的主管部门在制定转基因食品政策、法规、规划和可行性论证时，主要通过网上讨论、问卷调查、专家咨询、消费者听证会、消费者代表座谈等形式，来征询、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决策出台前的论证会应请消费者代表参加，决策出台时要采用适当方式公布于众，消费者不认可的决策决不能出台。第二，消费者全过程参与。这是消费者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的关键，是事前的监督性参与。在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研究、销售以及售后问题等决策的实施过程中要随时听取消费者意见，接受舆论监督。通常采用食品安全电子信箱、免费热线电话、重点新闻曝光和网络平台来获取消费者信息的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公益组织、消费者协会、人民代表、新闻记者等的作用，同时要定期召开公开的信息发布会，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7]第三，消费者行为参与。消费者行为参与主要是要求政府应面向社会，面向消费者进行转基因食品的宣传教育工作，扩大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能力，提高消费者的信息辨别能力，消除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担心，以缓解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顾虑，促进转基因食品市场环境的培育。
（四）国际化协调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合作平台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加快，整个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其他国家的技术、经济和文化对我国的影响逐步加深。转基因食品是一个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国外在这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在美国有转基因食品生产的产业化经验，在欧盟有完善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管、规制经验，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国际化协调机制来解决，创造一个国际化平台，实现对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并行发展。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和长期性以及生物安全学的科学性，决定了解决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策略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综合性转基因食品安全体系，加强国际合作，进而增进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在经济贸易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尤为重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通过其国内食品立法保护本国的利益。由于全球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特别是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国际合作尤为重要。[8]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应广泛吸收和转化国际法中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规范，借鉴和参考生物安全管理国际惯例，强化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和法律保障，在维护我国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与全球各国共同合作，在建设国际化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致力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桂枝的研究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汪萍.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法律保障机制的具体制度构想[J]经济师,2004,(4)
[2]陈德敏，邓禾.对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立法探讨[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3).
[3]汪平,美国、欧盟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规范[J]广西社会科学，2004,(4).
[4]黄志良.基因工程的应用及其安全性管理[J]生物学杂志，2001 (3)
[5]马兰、殷正坤.转基因生物的社会风险分析载[J]科技管理研究,2004(1)
[6]李长健，张锋.转型社会下第三部门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3）.
[7]刘志陆、李慧,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性法律体系的完善[J]当代法学,2003(10).
[8]柯坚,论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风险防范原则[J]法学杂志,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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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长健（1965-），男(苗族)，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系主任，武汉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经济法学和三农法律问题。张 锋（1980-），男，安徽涡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和法社会学。辛晨，（1984-）女，安徽淮南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法院文化是整个社会关于法院的观念、看法及其关联载体，其核心内涵是“关于法院”的精神观念，而这种精神观念是法院群体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有人认为，法院是务实的审判机关，文化建设是“务虚”，法院文化不过是一种口号或术语，没有现实意义，对文化建设的投入会收益甚微或成本大于收益。这种观点的普遍存在决定了对法院文化建设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必要性。

经济基础

市场经济为法院文化建设顺利、有效的进行提供了主体的权利意识。社会主体需要法律制度来确认主体在市场经济中所享有的意志自由，需要司法机关提供司法供给以满足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司法需求，更需要具有人文品质和司法品质的法官来解决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各种纠纷，从而使得社会主体能自由表达自己的经济意愿，实施自己的经济行为，并根据市场的需要，独立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财产，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尤其是民商事司法领域的“为权利而斗争”私法文化，为近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埋下了文化伏笔。商事裁判的意思自治、公序良俗、对商主体专业的尊重、对效率的关注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具有内在关联，蕴藏着深厚的司法文化。由此，法院文化建设因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司法需求而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

成本分析

首先，是法院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某项服务时支付的直接费用。法院文化建设的直接成本包括初期投资和追加投资。“法院文化包罗万象，既有物质形态的法院文化，也有精神形态的法院文化，但就法院文化的本体而言，是后者。法院的文化精神是内在的，其展示需要载体，包括人员、组织、建筑、设施、装饰、制度、规范、文字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事物，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表意系统。因此，法院文化建设必然是一项构建外部表意系统的工作。没有基本的表意条件和手段，法院文化精神无法彰显，就不可能被认为有文化。”法院进行文化建设，首先需要进行初期投资，如法院的基础设施、物质装备的完善等。再者，法院文化建设还需要追加投资。司法公信的树立，法院文化的养成，不是凭高大威武的审判大楼和精致现代的物质基础，公众对法院文化建设的认可和接受取决于法院的长期行为。法院的司法行为应从公众的角度出发，保持行为的连续性，最大程度的为公众利益服务，如现代信息技术在便民诉讼中的运用等，而这些均需付出物质成本。

其次，是法院在文化建设中所放弃的其他收益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经济学原理中重要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指当把一定的经济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放弃的另一些产品生产上最大的收益。不同的利益之间必然是存在冲突的。法院在进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然会放弃一些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这就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机会成本。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要提升队伍素质、树立司法公信、形成文化自觉，需要“授人予渔”而不是“竭泽而渔”，需要不断的对法官进行教育培训，需要持续的提升法官的人文涵养。法院文化工程都是长期的系统工程甚至是一场文化苦旅，法院决策者如何对待机会成本，是法院文化建设是否可持续的关键。

最后，是法院在文化建设中如果不履行承诺、不讲信用可能承担的风险成本。根据经济学原理，风险成本是指由于风险的存在和风险事故发生后人们所必须支出的费用和预期经济利益的减少。法院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公众的认可和接受，势必会影响司法公信，失去公众的信任，这对法院而言也是有风险的。社会公众只有对法院具有充分信心，才会接受司法裁判；只有在自己承担的义务和权利相对平衡的情况下，才愿意与法院“合作”。如果法院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文化建设的同时，又枉法裁判甚至愚弄百姓，那么公众则会逐步失去对法院的信赖、拒绝与法院“合作”，拒绝履行裁判内容，不断申诉、上访等。这种情况下，法院实现任何一个司法意图都必须动用强制手段，运作成本会随之大大提高。

收益分析

达到任何目标都需要付出成本，衡量一项事物的存在价值关键在于收益与成本的对比。法院文化建设获得的最大收益就是赢得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和对法官的依赖，法院能够持续稳定的行使司法权，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司法秩序，进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在法院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法院追求的利益可以分为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从理论上说，信用的依存度与长期利益成正比，而与短期利益成反比关系，即越是出于长期利益考虑，其信用行为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在短期利益的考虑中，信用往往容易遭到破坏。法院如果想获得长期稳定行使司法权的可能性，必须多多依赖信用；否则，在不讲信用的前提下，司法行为追逐的是一种短期利益，这种短期利益必然随着法院与公众的互动而灰飞烟灭。

其实，要形成司法秩序并非难事，因为司法具有强制性，法院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的强制力来形成司法秩序。然而，如果法院频繁、过度的使用强制力而非公信力的话，反会增加公共成本。使用强制力的社会成本也远远高于树立权威和树立公信的成本，而法院文化建设正是树立权威、树立公信的优先途径。基于强制力形成的司法秩序、社会秩序所要付出的巨大成本，而收益又是短期的、微乎其微的。因此，法院文化建设对于形成理想的司法秩序、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