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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庭暴力中妇女权益的保障

周本强


摘 要：2005年8月28日，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并规定了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鉴于此，本文从促进相关立法的完善和机制的健全出发，紧扣新时期家庭暴力中妇女权益如何保障这一主题，界定了家庭暴力的概念，分析了家庭暴力的成因，论证了家庭暴力的必要性，且着重探讨了遏制家庭暴力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家庭暴力；妇女权益；维权机制；法律规范；道德教化

近年来，家庭暴力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和经济原因。诸多家庭暴力的惨剧告诫我们：只有不断完善立法，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健全法律保障机制和社会综合维权机制，同时不忘呼唤一套完整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才能根本遏制家庭暴力，切实保障广大妇女的权益，最终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定！

一、新时期家庭暴力的含义
什么是家庭暴力？国内国外目前尚无统一认识。有的学者这样定义：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和性方面的强暴行为。有的学者还对暴力作了学理解释：暴力是一种强制、胁迫行为，表现为对自然人的殴打、捆绑、爆炸等使被害人的身心、性受到伤害、痛苦，或以此相威胁强制剥夺自由。暴力也包括对财物的打、砸、抢，并以此相威胁强制自然人，使其精神上受到严重伤害。[1]此外，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还为家庭暴力下了一个法律定义，即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禁闭、捆绑、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人身、精神、性等方面进行摧残的行为。
我国2001年4月27日通过的新婚姻法虽然明文禁止实施家庭暴力，但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并没有做出规定；同样，2005年8月28日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再次更加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但对什么是家庭暴力也没有做出相关界定。理论界对此的认识仍有很大分歧，目前最常见的分类是以被侵犯的权益不同，将家庭暴力分为身体暴力、性暴力和精神暴力[2]。为指导司法实践，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总的说来，家庭暴力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人员之间，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丈夫对妻子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3]人们对家庭暴力的概念，一般都是从狭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的。而本文所论述的家庭暴力，仅从最常见、最普遍和最难以治理的暴力行为，即对广大妇女所实施的家庭暴力（狭义）进行阐述。

二、新时期家庭暴力的成因
(一)我国长期以来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根深蒂固
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妇女基本上处于只有义务而毫无权利的悲惨境地，反映在夫妻上，主要表现为男尊女卑、夫权统治。例如，我国古代的礼、法规定：“夫为妻纲”，“夫者妻之天也”。要求妇女“三从”、“四德”，妇女从生到死，都置于男子统治之下。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妻子都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她们根本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夫妻关系也只是尊卑、主从关系，妇女几乎成了男子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生活的女性也认为夫为妻纲，夫权高于一切，女人就应该接受丈夫的支配，因此反抗意识淡薄，对来自丈夫的暴力往往默默忍受。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从法律上取缔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思维定式，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封建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并未彻底从人们的头脑中肃清，许多人仍然认为丈夫享有统治和支配妻子的特权，什么“取来的妻，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一些人甚至还把妻子当作是丈夫的一件物品，并把对妻子的暴力行为看作是丈夫正当的 “纠正” 妻子犯错的权利。同时一些女性也仍持有男主女从的观念，在家庭中甘于丈夫之下，心理上没有独立的人格，逐渐丧了自我，当家庭纠纷激发为家庭暴力时，只是逆来顺受。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暴力作为解决家庭矛盾的一种常见手段也就不奇怪了。
(二)缺乏有效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
尽管2001年4月新修改的《婚姻法》和2005年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其他的法律法规也规定了相关的惩罚措施，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受传统的“民不告，官不究”和“清官难断家务事”等观念的影响，不仅一部分执法人员不能依法惩处家庭暴力行为，甚至连有些公安机关的报警电话也通常不接受家庭中的暴力事件。他们认为“两口子吵架不记仇”，家庭内部事物不便于干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么就是抱着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敷衍塞责，最多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毋庸置疑，如此执法肯定对施暴者起不到惩戒和威慑作用。
这样执法不力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缺乏有效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其不足主要表现为： （1）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2）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强奸”，由此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理。（3）在民事法律方面，虽然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2005年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再一次更加明确将“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但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却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做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法律立法的本意值得探讨。（4）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5）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4]等等。
(三) 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
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妻子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此外还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岗,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依赖丈夫,从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视。
(四) 不健康文化传播误导人们的婚姻行为
社会上的一些大众传播媒介对暴力、凶杀、性虐待等进行大力渲染，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舆论氛围实际是起了教唆的作用。如电视剧《流星花园》，它以一个耳光拉开了男女主角的爱情序幕，从此两人走上了刀光剑影的“甜蜜之旅”。而那些看得如痴如醉的人们却将所有激烈的家庭暴力行为贴上了一个标签——这就是爱。
人的许多暴力行为是从上述类似的社会文化中“习得”的，也就是说，施暴者不是先天有心理障碍，而是在后天中学习到的。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也不例外。由于社会缺乏一种主流文化来引导人们的婚姻行为，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在这方面的导向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偏差，一些书刊、影碟、电视剧（如《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等对家庭成员间尤其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极力宣扬，误导了人们去艳羡甚至刻意去模仿他们以寻求刺激。
（五）道德建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决定道德建设，目前整个社会道德在某些方面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家庭暴力的增多与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滞后与滑坡不无关系。
市场化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是导致家庭暴力增多和婚姻家庭破裂的一个主要原因。人民追求利益最大化，一方面使家庭人员的行为倾向于金钱和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对感情、亲情的培养和巩固。另一方面开放的社会促进了人的个性张扬和人格独立，交往空间的相对扩大使人对家庭的依恋感和责任感相对减弱，一些家庭由此变成了一个松散的联合体。[5]
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夫妻间的情感交流日益减少以至淡漠。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变迁又使人们在工作、生活中的社会压力不断增加，当这种压力无法排解时，也极易导导致家庭矛盾进而家庭暴力的发生，使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牺牲品。

三、禁止家庭暴力的必要性
家庭暴力问题目前在我国十分严重，暴力事件往往令人触目惊心。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家庭暴力的发案率非常普遍，且呈现上升趋势。全国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主体九成是男性。[6]由于绝大多数挨打的妻子会因羞耻感和恐惧感而不愿吐露实情，估计实际数字要高得多。另据统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妇联每年接待和处理的群众来信来访中家庭暴力占了很大比例。2003年，妇联系统受理的婚姻家庭类问题为194476件，其中家庭暴力问题46114件，占23.7%，比2000年的数量将近翻了一番，在婚姻家庭类问题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了8.2%。2003年妇联接到的由于家庭暴力致死的案件投诉为263件，比2002年上升了50.3%。[7]（2）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主要是妇女，特别是没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妇女。据1990年在全国11个省进行的“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女性在与丈夫发生冲突时，有0.9 %的女性经常挨丈夫打；8.2%的女性有时挨丈夫打；20.1%的女性偶尔挨丈夫打。这个调查显示出不同程度地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0%。这些暴力事件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家庭妇女。[8]（3）家庭暴力的手段越来越残忍，妇女受害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受害妇女轻者被打的鼻青眼肿，重者致残、致死。从施暴手段看，也越来越卑鄙，越来越残忍，如剜眼、割鼻、削耳、烙铁烧、灌农药、硫酸毁容、强迫卖淫、雇人强奸妻子、活埋、扔进水塘等。据调查，1995年总人口为5772万的湖北省，平均每天有一位妻子死在家庭暴力之下，二位受到伤害。[9]根据湖南省妇联对254起家庭暴力案件的调查，遭受家庭暴力的254名妇女中，165人鉴定为轻微伤，占65%，48人鉴定为轻伤，占18.9%，27人为重伤，占10.6%，8名妇女惨遭杀害，6名妇女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占5.5%；其中有8名妇女有孕在身仍遭毒打，导致流产。[10]（4）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婚问题居高不下。据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指出，中国离婚率为1.54%，即每年有四十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由于家庭暴力所致。
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暴力具有长期性、普遍性、严重性和形式多样性等特点。家庭暴力的如此蔓延，不仅严重摧残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侵犯了她们的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名誉权和人格尊严，而且还动摇了婚姻家庭的安宁和幸福，进而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和安定。在依法治国和注重人权的今天，我们应该而且非常有必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制止家庭暴力，切实保障妇女的权益。

四、遏制家庭暴力的对策
(一)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
由于受封建家庭制度残余的影响（农村最为严重），不少现代家庭仍是男子掌握家庭财产权，妇女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在经济上独立，加之一些地方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妇女受文化程度也普遍低于男子，这些都妨碍了妇女在同等经济、文化条件下同男子的竞争，从而制约了妇女综合素质提高，同时也影响了妇女保障自身权益的能力。遏制家庭暴力的关键所在，就是要尽快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因此，社会和广大妇女自身必须创造条件，做好以下几点工作：（1）提高妇女的文化修养，对其进行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的教育。并且女性在加强自身修养的同时，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及时化解婚姻家庭中产生的矛盾，而不要使自身的弱点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线。（2）增强妇女的法律保护意识。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要勇敢地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能逆来顺受，息事宁人，只有敢于斗争才能挣得自身的权利。（3）提升妇女的经济地位，增强妇女的社会参与能力。要让她们从家庭束缚中解脱出来，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视自己为社会的主人，尽量减少在家庭中对丈夫的经济依赖。
(二)法律规范是根本保障
1、完善的法律体系是遏制家庭暴力的强有力保障
我国高度重视家庭暴力问题，政府一方面向国际社会作出庄严承诺，签署禁止家庭暴力的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另一方面，将干预和制止家庭暴力列入2001-2010年《妇女发展纲要》的目标之一。同时不断完善立法，使家庭暴力问题做到有法可依。
为了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和救助，严厉惩治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2001年4月修改的新《婚姻法》在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自力救济的途径，明确了公安、司法部门在反家庭暴力中的职责，以及确立了社区组织在反家庭暴力中的重要地位等等。
而2005年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对家庭暴力的罪责问题规定的更加明确。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妇女在家庭暴力中的人身权益，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和第五十八条条规定了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即规定了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并明确了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重要责任的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还规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等等。
此外，《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都对家庭暴力作了保护性的规定。而且，我国目前还有几十个地区也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和行政性文件，据统计，自2003年3月至2004年4月，全国已有湖南、四川、宁夏、江西、陕西、湖北、黑龙江、山西、安徽、山东等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或《决定》；2004年7月22日，河北省人大通过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还有辽宁、甘肃等一些省市由妇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联合发出的有关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通知；以及更多的地市县级出台的相关行政法规和文件。[11]
根据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法律赋予了家庭暴力受害者多种维权手段。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妇女，应紧紧抓住国家普法教育的大好机会，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形成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风尚。当自己的人身权益再次受到侵害时，果断拿起法律武器与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同时，执法人员也应积极学习法律知识，主动加强执法，切实维护好广大妇女的权益。国家更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与培训的力度，进一步制定针对家庭暴力的细化标准和执行细则来规范公安司法等机关的权责和健全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以完善立法来加强执法。
2、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我们庆幸不断完善的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在为广大妇女提供有效法律保障的同时，也由于法律对家庭暴力没有细化的标准和执行细则而导致执法不力的问题，多少会有些无可奈何。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问题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呼吁立法部门尽快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在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此外，一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也为制定全国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2]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时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2）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3）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4）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5）明确公安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6）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7）明确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作用。（8）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9）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三)健全社会综合维权机制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建议稿说明书

李志刚 吴爱民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3年颁布实施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相对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近几年来，食品安全、消费欺诈、群体性事件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亟待修改完善。
本稿由李志刚同志和吴爱民同志合作完成，共162条。该稿参考了国内外哲学、经济学、法学著作100多部，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地方性法规，10多个城市的相关规定，国内专家们的400多篇论文，典型案例400多个，同时还参考了联合国、美国、欧共体、日本、德国、韩国等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法律。
主要思想和观点如下：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站在全国十三亿人口消费的立场，树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社会生产力和消费经济的发展。我国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其主要出发点是保护消费者弱势群体，整个法律的适用范围局限在十分狭小的领域内，对消费欺诈、消费安全等行为，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打击能力。从对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可以发现，市场主体应分为经营者和消费者两大类。关于经营者的立法，我国已制定了《公司法》、《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等法律。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内通论是市场经济运行法范畴。
2、经济学的发展成果应当促进经济立法工作。在建议稿的写作中，我们采纳了消费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成果，作为立法原则。我们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着力提高社会消费质量，实现合理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
3、消费者权益保护应当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兼顾消费者和经营者相互利益的均衡，促进和保护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促进可持续消费。
4、关于消费者的定义问题。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仅限于从事生活消费的消费者，覆盖面很小，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作用。我们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定义，提出本稿的定义：“指为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但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之后又使其重新进入流通领域而转卖出去的除外。”该定义的优点在于明确了人人都是消费者，能够促进全社会消费质量的提高。
5、在写作结构上，鉴于消费合同、消费安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本稿单独专章进行规范。“消费第三人”是本稿的开创性或独创性工作，只有在消费者定义是“自然人”而非“单位”时存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关系中构成了“消费者”、“经营者”、“消费第三人”三大并行主体，也单独专章进行规范。
6、在写作方法上，本稿尝试使用了“立法接口”的设想，与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合同法、广告法、产品质量法、强制性产品认证、价格法及价格欺诈、治安处罚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接轨处理。
7、鉴于我国目前实际还是经营者主权的市场经济状况，消费者在市场中仍然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和被动地位，而且消费安全、消费欺诈形势在进一步恶化，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明确规定消费者的义务是不适宜的，至于经营者的权利可由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8、在“消费者的权利”一章，新增了自由交易权和个人隐私权。自由交易权包含了契约自由、拒绝强制交易权等理念。例如，一些地区的电信企业未经消费者同意擅自捆绑销售电信业务，当属侵犯了自由交易权；有些酒店不允许消费者自备酒水，必须向本店购买，或者要求消费者支付“酒水费”，这种情况不一定是强制交易行为，但也侵犯了消费者的自由交易权。
9、经营者的义务分为一般义务与特别义务。在“一般义务”，新增了浏览观望义务、节约时间义务、环境保护义务、禁止销售不健康精神消费品义务。“特别义务”是针对具体行业的经营者的特殊义务，本稿考虑了地区性不平衡，综合了全国各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地方性法规的共同规定。更具体的内容，如“三包”具体措施、赔偿的数额、比例等，仍然留给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定，或者留给法官作为自由裁量权。
10、“消费第三人”是本稿的独创，主要包含了为经营者提供广告宣传、商品检验、评估鉴定等服务的中介组织。在法律责任上，我们认为他们也应当对经营者产品或服务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11、《合同法》对消费合同没有按照有名合同专章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作出相应规范。我们在“消费合同”章，对合同的形式、成立条件、生效条件、虚假宣传、典型消费合同、格式条款、撤消权、召回制度等内容作出了规定。
12、消费安全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社会消费问题，如光明奶等，影响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群众反响极大。我们认为，解决的关键是，一靠全民消费教育，二靠政府的干预，三靠民事侵权责任体系的建设。在“消费安全”章中，针对民事侵权责任，我们改变了现行法的过错责任处理原则，以强制性检验认证作为分界标准，采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办法，对影响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损害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思想，也为将来民事诉讼法在消费证据问题上制定经营者举证原则（即举证责任倒置）准备了法律依据和前提。
13、现行消费者组织的设计，是遵循赋予消费者结社权，进行社会监督的思想。但消费者协会在法律上是社会团体，属于私人组织性质，对消费维权工作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在实践中难以起到有效保护消费者的作用。我们认为，要采用阶梯分级的方法，赋予消费者更多的选择余地，仍然保留了消费者协会的架构。同时，我们还提出了建立“消费者委员会”的制度安排，将之作为事业单位，新增分支机构、消费争议仲裁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置以及紧急救助基金设置等权能。这样，可以提高消费维权工作的权威性、公信力、应变能力和效率。
14、在“消费争议的解决”章中，本稿对于争议解决途径，新增了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处理机制。行政调解机制，与现行的国家卫生、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规章接轨。但全章的重点在于人民调解，与民事诉讼法接轨，其优点在于消费者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和支付令，大大增强了调解的法律效力，解决了实践中调解协议没有法律效力，群众只有再上人民法院起诉的难题，减少了诉求环节，降低了诉求费用和社会成本。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
第三章 经营者的义务
第一节 一般义务
第二节 特别义务
第四章 消费第三人
第五章 消费合同
第六章 消费安全
第七章 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第八章 消费者组织
第九章 消费争议的解决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人民调解
第三节 其他争议解决方式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一节 民事责任
第二节 行政制裁及其他
第十一章 附则


李志刚：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办公厅信息督察处信息员，湖南都市职业学院客座教授
联系方式：
电话：0755-81045860
电子邮箱：leabai@126.com
吴爱民：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