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管理办法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政府
第44号
《长春市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管理办法》业经2001年8月16日市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李述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长春市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本市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改善环境质量，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市区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塑料制品，是指以塑料为主要原料生产的下列产品：
(一)一次性餐饮具；
(二)包装袋、垃圾袋；
(三)农用塑料地膜；
(四)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塑料制品。
第四条 环境保护部门对本市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经贸、建设、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交通、公安、商业和农业等有关部门对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鼓励科研生产单位和个人研究、生产易回收利用、易处置或者在环境中易消纳的制品。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优先选择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塑料制品，自觉抵制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塑料制品，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的义务，有权举报违反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二章 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使用
第八条 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必须使用可降解塑料生产一次性餐饮具和垃圾袋、非保鲜用包装袋、农用塑料地膜。
塑料制品生产企业生产保鲜用包装袋和非农用塑料地膜，可以使用非降解塑料。
第九条 塑料制品生产企业生产塑料制品，应当到环境保护部门办理核准手续后，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领《塑料制品生产许可证》。
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核准手续和领取《塑料制品生产许可证》的，不得生产塑料制品。
环境保护部门、经贸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自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7日内作出答复。
第十条 塑料制品生产企业申领《塑料制品生产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
(三)环境保护部门核准文件；
(四)生产、设计方案；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一条 塑料制品在设计上应当遵循易于重复使用、回收、分类、分离和再生利用的原则，在生产上应当采用易于重复使用、回收利用或者易于无害化处置的材料。
第十二条 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准的产品标准组织生产和检验塑料制品，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塑料制品，不得出厂。
第十三条 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必须在可降解塑料制品上标注“可降解”字样，在非降解塑料制品标注“非降解”字样，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塑料制品上标注厂名、厂址、商标、生产日期。
第十四条 禁止生产下列塑料制品：
(一)厚度低于0．025毫米的袋、膜；
(二)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
(三)一次性发泡塑料餐饮具；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禁止生产的其他塑料制品。
第十五条 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可以回收利用的产品包装物和容器等回收利用。
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环境保护部门确定的回收率，回收利用塑料制品。
第十六条 销售者必须销售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塑料制品，禁止销售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塑料制品。
第十七条 禁止销售下列塑料制品：
(一)厚度低于0．025毫米的袋、膜；
(二)非降解一次性餐饮具、垃圾袋、农用塑料地膜和非保鲜用包装袋；
(三)未标注“可降解”、“非降解”字样的；
(四)未标注厂名、厂址、商标、生产日期的；
(五)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禁止销售的其他塑料制品．
第十八条 商品销售者不得随商品发送违反本办杰规定的塑料包装制品。
第十九条 销售者批发塑料制品，应当按季度向环芳保护部门报送销售情况统计报表。．
第二十条 销售者销售外埠塑料制品，应当向环境／ci护部门提供产品所在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其检验的合撵证明，没有检验报告的，由本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栏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销售。
第二十一条 在商场(商店)、市场、旅游景点、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必须使用符合规定峨塑料制品，禁止使用不符合规定的塑料制品。
商场(商店)经营单位、市场开办单位和旅游景点、车站、机场的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所辖范围内塑料制品使用的检查，设置塑料制品收集设施，确保所辖范围内经营者使用符合规定的塑料制品。
第二十二条 餐饮服务行业在经营中应当使用一次性可降解塑料餐饮具，设置塑料制品收集设施。
提倡餐饮服务行业使用非一次性餐具或者纸制、淀粉类的餐饮具。
第二十三条 提倡消费者少用和重复使用塑料包装制品，对不能重复使用的塑料包装制品，应当妥善放置，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提倡消费者使用布制、纸制等可重复使用、易消纳的包装制品。
第二十四条 居民收装垃圾应当使用可降解塑料包装制品，并按照建设部门指定的地点投放；建设部门也应当逐步使用可降解垃圾袋清运生活垃圾，并按照有关规定处
建设部门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垃圾中塑料制品的回收、处理，切实防止塑料制品扬散流失。
第二十五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居(村)委会应当教育职工、居(村)民使用符合规定的塑料制品，拒绝使用不符合规定的塑料制品，不随意丢弃塑料制品。
第三章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违反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人员应当熟悉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法律、法规、规章，取得行政执法证件，忠于职守，秉公执法。
第二十七条 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监督检查人员履行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塑料制品生产企业、销售者和单位用户就有关塑料制品生产、销售、使用的情况作出说明，
(二)进入被检查的塑料制品生产企业、销售者和单位用户的塑料制品生产、销售、使用的场所进行检查；
(三)查扣、封存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塑料制品；
(四)责令违法的塑料制品生产企业、销售者和单位用户停止违反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由两名以上的监督检查人员进行，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使用规定的执法文书、罚没收据，按照法定的程序执法。
监督检查人员应当为生产者、销售者保守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第二十九条 环境保护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其他有关部门对塑料制品生产、销售、使用情况进行联合稽查，通过集中清理整顿和日常督查将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工作纳入依法运行的轨道。
经贸、建设、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交通、公安、商业和农业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能，按照市、区人民政府的规定，抽调人力、物力参加联合稽查。
第三十条 监督检查人员查处违反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法律、法规、规章行为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并提供工作方便，不得拒绝和妨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三十一条 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监督检查人员的管理，定期对监督检查人员进行培训、考核。
第三十二条 宣传单位、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塑料制品生产、销售、使用的宣传工作，对违反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予以曝光；对模范遵守防治塑料制品污染环境法律、法规、规章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和宣传。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一)、(三)项、第十七条第(-)、(二)项、第二十条规定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逾期未改正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予以取缔。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5 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由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等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八条 监督检查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影响处罚决定的执行。
第五章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长春市环境保护部门组织实施。
第四十一条 各县(市)可参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对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特殊防卫权诠释
夏立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特殊防卫权的规定。它是在1979年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权的基础之上而新增加的一种私力救济权。特殊防卫权的设置，对于遏制和预防犯罪以及保护公民的人身利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为了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惩罚犯罪，保护防卫人的利益，《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但是特殊防卫权设立欠周密性，法律用语不规范、词意不明留有悬念，在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中，特殊防卫权可能被滥用，不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会被部分法律素质不高的司法人员误解，从而造成错案。为此，笔者有必要对此条款进行阐释：
（一）、何为“行凶”。在《现代汉语辞海》中，“行”是“实际地做、表示行动”。“凶”是指“杀人或伤害的行为”。“行凶”是群众性日常的用语，其内涵、外延不明确，语义含糊不清，可以是指以拳头打人或殴打他人、寻衅滋事等一般违法行为，也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对“行凶”的含义解释众说纷芸，第一种理解为“伤人”[6],第二种理解为“是指无法判断为某种具体的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7]。第三种是指 “故意伤害犯罪”[ 8]，第四种理解为“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9]，还有的理解为是“伤害和杀人”等…..。“行凶”不是法律术语，法律没有对“行凶”的含义明确地作出规定，而刑法上也没有“行凶”这个罪名，但刑事立法把“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并列在一起，似乎有特殊的用意。笔者以为，第一种理解有失偏颇，“伤人”的“伤”字是指“伤害”。而伤害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伤害，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理解，伤害虽仅指肉体上的伤害，但“伤人”一词较口语化且内涵过宽，不符合刑法用语的规范性。第三种理解有局限性，若“行凶”是指“故意伤害犯罪”，那为什么不直接在条文予以规定呢？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八类犯罪”即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刑法第17条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啥不直接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又有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是针对明示暴力的犯罪行为， 虽然“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社会危害性极大，但不是一定要通过明示暴力手段才能实现的，而立法者没有把“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列入刑法第20条第3款中，这说明“行凶”有着深层的含义 。第四种的理解也不准确，如“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内涵或宽或窄，对“行凶”的性质表明单一化即使用凶器,且暴力程度不明，若赋予被侵害人对此类不法侵害者实施特殊防卫，可能要牺牲不法侵害人的人权保障作为代价，这要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也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第五种理解违反了语法逻辑，如果“行凶”包括“故意伤害”和“杀人”，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什么将“行凶”与“杀人”并列规定呢？“行凶”的含义应结合“暴力犯罪”与“危及”来诠释，“行凶”应是一种暴力犯罪行为，同时又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从而不言得知，第二种理解较符合刑事立法精神的，但是还有不周到的地方，它还不能揭示“严重暴力”的“严重程度”，结合各家之言，笔者认为“行凶”是指故意实施足以对他人致命或严重危险到他人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行为.
（二）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的理解。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指四个具体的罪名，还是指犯罪手段与此四个罪名相同或具有同样犯罪性质的犯罪行为呢？“从对本款的立法技术进行分析来看，应当认为这四种犯罪，既是指具体罪名，也可以指四种形式的犯罪手段”[ 10]。笔者以为，这里的“杀人、 抢劫、强奸、绑架”应是指四种形式的暴力犯罪手段，例如，用麻醉方法强奸、刑法第267条规定的抢劫罪（携带凶器抢夺）等，这些犯罪不会危及生命安全，如允许实行特殊防卫权，有悖于立法宗旨。如果是指采用四种手段所实施的触犯刑法规定某个具体的罪名，那么应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作广义的理解。第一、“杀人”不仅仅指通常意义的杀人，还应包括胁迫被害人当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人的行为，这里为什么要当面胁迫呢？如不是当被害人的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害被害人，无法明确暴力犯罪是否正在进行，那无法正确地把握防卫适用的时间，可能造成事前防卫或事后防卫。第二、“抢劫”不应仅理解为对一般财物的抢劫，还应包括对象是特殊物品、违禁品的抢劫，例如《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1 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第122条规定劫持船只、汽车罪。第三、关于“强奸”，不仅仅包括第236条第1款的强奸罪，还包括第236条第2款规定的奸淫幼女罪，根据2002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之规定，在中国刑法中取消了奸淫幼女罪这个罪名。第四、对于“绑架”，不应单指《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还应包括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其他罪，如《刑法》第240条规定的采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触犯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353条第2款规定的采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强迫他人吸毒罪。第五、对四种犯罪作广义的理解，还应明确到其他性质的犯罪向此四种犯罪转化的情形，《刑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的暴力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转化为杀人罪，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强行与被收买的妇女发生性关系行为转化为强奸罪，第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但不包括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
罪，这是刑事立法上特殊规定，此罪没有明显暴力（关于暴力含义阐述见下文），故不应赋予特殊防卫权。
（三）、对“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理解。第一、“人身安全”中“人身”和“安全”作何解？“安全”比较好理解，应是“没有受到威胁或侵害”之意。关于“人身”是何意呢？在《现代汉语辞海》中，“人身是指个人的生命、健康、行动、名誉等”，通常是指人的生命权或健康权。结合国外法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立法精神来看，“人身”应理解为“生命权、身体权、贞操权”等。第二、“其他”何指？这里的“其他”应是除了“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之外的暴力行为，因为同一法条中不会出现两处具有相容关系的概括性词语，否则就应当合并“同类项”。“其他”是对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具体暴力犯罪的罪名的省略和概括，这是刑事立法的一种手段，要想把特殊防卫权的对象一一列举出来，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现实的，可以遵循一般性原则来规定。但其范围是明确的，立法者在条文中列举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四个有代表性的暴力犯罪的罪名，用一个包容性词语“其他”以表示对没有穷尽所有的暴力犯罪罪名的省略与概括。同时，法条中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四个暴力犯罪的罪名是对“其他”所概括的内容的提示。另外，“其他”的暴力犯罪程度应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笔者认为，“其他”应包括《刑法》第123条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刑法》第226条规定的强迫交易、《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的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4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刑法》第307条第1款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16条第2款规定的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刑法》第317条第2款规定的暴动越狱罪 、聚众持械劫狱罪、《刑法》第333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血罪、《刑法》第353条第2款规定的强迫他人吸毒罪、《刑法》第358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淫罪等等。第三、“严重危及”如何把握？“危及”是“有害于或危险到”之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危及”应是指不法侵害可能损害到防卫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以己经损害到防卫人人身安全作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危及”是或然性概念，不是己然性概念。我国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要正确把握“危及”涵义，应结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且还要看暴力行为的严重性之强度。“严重”与“危及”不可分离，“严重”修饰暴力手段的强度性质，严重判断标准应以防卫人所处形势进行判断，即“防卫人正遭受着致命伤害或生命安全的紧急威胁”[11]为标准。另外，犯罪的暴力程度，一方面可以根据暴力的性质来认定，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通常是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暴力行为的后果来认定，这就结合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来认定，如果法定最低刑是三年以上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达到严重的程度，如果法定最高刑是三年以下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未达到严重的程度，是轻暴力犯罪。例如，《刑法》第257条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刑法》第247条规定的暴力取证罪、《刑法》第256条规定的破坏选举罪。“危及”如何掌握呢？“危及”是修饰暴力行为后果的程度。在主观上，“危”足以让防卫人感到危险将来临且惊惶失措。在客观上，“危”有可能转化为损害“现实”的紧迫性。要掌握“危及”的涵义，根据如下公式即可，损害的现实可能性＋紧迫性＝“危及”，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暴力犯罪的存在足以使法律所保护的人身权利随时遭受不可能挽回的损失状态时，那么可以说这时人身权利所遭受的暴力侵害是处严重危及状态。第四、“暴力犯罪”的诠释。“暴力”是指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的人身进行打击或强制。刑法规定暴力犯罪的罪名众多，不可能是每个暴力犯罪的都可以实行特殊防卫权，否则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目标。这里“暴力犯罪”是特定暴力犯罪行为且是能通过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明示的暴力)，这暴力犯罪行为必须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程度时，才可以允许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行使特殊防卫权。如果不法侵害人不是通过明示的暴力方法进行侵害的，防卫人不能得知侵害行为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一般不能适用特殊防卫条款,只能适用普通防卫权即正当防卫权。另外，这里的“暴力犯罪”的犯罪形态应是未遂状态。犯罪形态包括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如果是犯罪完成形态的话，一方面这时的“暴力犯罪”的行为已停止，如允许防卫，也是事后防卫，这容易造成防卫人滥用防卫权；另一方面，如对某犯罪行为实行防卫权，则此犯罪是不可能进入完成形态的，否则失去了防卫人也没有所谓正当防卫的问题，例如杀人罪。实际上，不管防卫人进行防卫的场合处于何时，不法侵害人所实施暴力的犯罪大都处于未遂状态。
有社会就存在冲突，对于冲突的解决仅靠国家来执行是不行，且不现实，国家必须把某一项权利赋予公民用救助以稳固社会的安定。特殊防卫权的设立，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但是特殊防卫权的滥用可能破坏刑法的机能，不利于人权保障。本文的阐述，正是笔者目的之所在。
作者单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邮编：325500 电话：0577－67583290
参考书目：
[1]. 见法制出版社2001年5月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编的《现行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
[2]. 见法制出版社1999年8月版的徐久生译的《瑞士联邦刑法典》
[3]. 见法制出版社2000年1月版的徐久生、庄敬华译的《德国刑法典》
[4]. 见魏庭军著的《正当防卫制度的重构》，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的 《刑事重点难点问题解析与适用》
[5]. 见田宏杰著《防卫权限度的理性思考》，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的《刑法争鸣》第二辑
[6] .见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的丁慕英、李淳、胡云腾主编的《刑法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是研究》
[7]. 见刘艳红著《李植贵的行为是否正当防卫－关于“行凶”的一 次实证考察》，律出版社2001年2版的陈兴良主编的《刑事法判解》第3卷。
[8]. 见司明灯著的《论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5月版
马松建、史卫忠主编《刑法理论与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9]. 见陈兴良著《论无过当之防卫》，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的《刑法争鸣》第二辑
[10]. 见王作富、阮方民著《关于新刑法中特别防卫权规定的研究》，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的《刑法争鸣》第二辑
[11]. 见屈学武著《正在行凶与无过当防卫权－典型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0年4版的陈兴良主编的《刑事法判解》第2卷。
[12]. 见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的周道鸾等人主编的《刑法的修改与适用》
[13]. 见姜伟著的刊登在《法学家》1997年第3期的《新刑法确定的正当防卫制度》
[14]. 见黄明儒、吕宗慧著的《论我国新刑法中的无限防卫权》，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的《刑法争鸣》第二辑
[1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陈兴良著的《正当防卫论》
[16]. 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的黄风译的《意大利刑法典》
[17]. 见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版的张明楷译的《日本刑法典》
[18]. 见黄京平编写的《刑法教程》，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年1月版的《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应试教程》
来源：《浙江审判》200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