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市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规定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口市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规定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2月23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1995年1月19日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1995年1月19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议案的提出
第三章 计划和起草
第四章 审议和通过
第五章 公布和施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程序科学化、规范化，保证法规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海南省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地方性法规是指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经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 制定本市地方性法规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符合宪法规定，遵循法律、行政法规和海南省地方性法规的原则；
（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体现地区特点；
（四）贯彻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
第四条 本市地方性法规包括下列内容：
（一）为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省地方性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贯彻执行而制定的实施性法规；
（二）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城建、治安等方面的法规；
（三）在法定职权内，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认为需要制定的其他法规。
第二章 议案的提出
第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会主席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市人民政府以及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制定本市地方性法规的议案。
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市人民政府以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制定本市地方性法规的议案。
对提出的本市地方性法规议案的处理，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由大会主席团决定；在大会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市级各群众团体，根据需要可以提出制定本市地方性法规的建议，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处理。
第七条 经决定的立法议案、立法建议，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委员会督促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办理。
第三章 计划和起草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应当从本市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拟订本市地方性法规的长远规划，并在每年第四季度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翌年制订本市地方性法规的计划。
第九条 制定本市地方性法规的年度计划，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各工作委员会研究提出，报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后执行。
制定本市地方性法规的年度计划，需要修改、补充、调整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汇总研究提出意见，报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核准。
第十条 本市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的职责划分：
（一）凡属市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需要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大会主席团交常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按内容指定有关部门起草，或者指定有关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起草；
（二）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委员会或者办公室起草，或者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交由有关部门起草；
（三）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提出的，可以由提出立法议案人起草，也可以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交由有关部门代为起草；
（四）属于市人民政府提出的，由市人民政府组织起草；
（五）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提出的，由有关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起草或者委托有关部门起草。
第十一条 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时，应当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
对于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业务或者与其他部门业务相关的规定，应当与有关部门充分协商；如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当在送审法规草案时说明情况和理由。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于意见分岐较大的法规草案，可以要求提请机关作进一步协商修改。
第四章 审议和通过
第十二条 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必须由提请机关主要领导人签署，并附有书面说明和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政策文件的摘要，以及调查研究材料等有关参考资料。
第十三条 提请审议的议案、法规草案及其说明和有关参考资料，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20日以前送交。
第十四条 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初审或者说明。是否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
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7日以前，连同草案说明和必要的参考资料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审阅。
第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时，提请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列席会议作法规草案说明，或者委托有关部门负责人作说明，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向会议作审查报告。
第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着重审查：
（一）是否违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海南省地方性法规的原则；
（二）是否符合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三）是否与本市其他的地方性法规相协调；
（四）是否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用词准确，文字简明。
第十七条 法规草案可以在一次会议审议，也可以经两次以上会议审议。
第十八条 审议方式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建议，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审议结果，意见基本一致，对法规草案的最后文本交付表决。
交付表决，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有效。
未获通过的法规草案，退回原提请机关作进一步的修改。
第十九条 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法规草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章 公布和施行
第二十条 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文本，连同法规说明，报请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一条 经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本市地方性法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第二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公布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责成市有关国家机关及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修改和废止，依照本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有关程序办理。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月19日
法学研究应倡导“盲人摸象”
段兴焱
“盲人摸象”是一则老掉牙的佛经寓言，《汉语成语词典》解释道：几个盲人摸大象，摸着腿的说大象像根柱子；摸着身躯的说大象像堵墙；摸着尾巴的则说大象像条蛇，相互争论不休。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据此有云：“众盲摸象，各说异端”。后人用来比喻仅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以偏代全，妄加揣测。
千百年来，国人对“盲人摸象”定义“以偏代全、妄加揣测”似乎从来以为天经地义的，竟无人对此“各说异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以笔者愚见，“盲人摸象”正是人们以自己的体验、从自己的视角，对事物作出一种自己分析判断的方法，这种分析虽不失片面，但绝对是一个人真实的看法和观点。须知，没有片面，就不会有全面，盲人把象的一部分当成象的整体诚然是片面的，但由于每一次片面都发现了象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是以前所没有接触到所发现的，这就是对事物新的认识、新的观点，当所有的盲人把象的每一部分组合起来，就发现了一只大象的整体，亦即全面的东西。
片面的东西往往是深刻的，因为这种片面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所谓全面的东西中所未容纳的，譬如说，孟德斯鸠之“摸”寻法意，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贝卡里亚之“摸”建公理，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黑格尔之“摸”求理性，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等等，在人类思想史上，正是这一点点片面才构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的片面其实总是要突破平庸的全面的，在旧的全面面前，它是显得多么的叛逆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片面与我们无缘之时，深刻也就离我们远去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说过：“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于“摸象”的“盲人”来说，又有多少人能“解其中味”？以我们现代刑法理论研究为例，似乎正在以一种全面折衷与调和的形式出现：汲取古典学派和实证派之所长，形成所谓的综合理论，如所谓二元论的理论：犯罪本质二元论、刑罚目的二元论、罪刑关系二元论等等。诚然，在我们身边，亦不乏甘于“盲人摸象”的，著名的法学博导何家弘，就长年累月坚持“摸象”不止，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于是便有了今天的集律、法、文之大成。但纵观今日中国整个法学研究领域，不难发现，仍有太多的地方只是限于对貌似公允、全面的东西敞开门户，而对一个个看似浅陋、片面的“摸象”之“各说异端”拒之千里。
法学研究既需要理论家，也需要实践者，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学“盲人摸象”者，是必要的、亦是有所作为的。因为惟有成千上万个“盲人摸象”，才能构建起整个中国法律“大象”的丰碑。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人长期以来要嘲讽片面而热衷于全面呢？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法学“盲人”们无“摸象”之缘、无“各说异端”呢？粗究起来，笔者以为：
一、中国法律传统权利精神的贫瘠，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神经衰弱，“摸象”不足，“惧象”有余。
中国的传统法律是离不开统治者、离不开国家、离不开用刑法手段处理民事关系的。在古代文献中，只有刑、法、律互训，如《尔雅·释诂》云：“刑，法也”，“律，法也”；《说文》道：“法，刑也”；《唐律疏议·句例》则说：“法，亦律也”，三者的核心都是刑，而无权利、正义于其中。古代的这种法，源于君主的意志，从属于专横的权力，以刑为标志，一方面既窒息了国人的人性，另一方面又窒息了从事法律研究者的思想，于是，中国古代的法学研究最成熟、最全面的表现往往不是法律常识和条文法律，而是孔孟的“仁学攻心术”、“德治”、“仁学”的“无法之法，乃为至法”，除此之外，“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至于有人胆敢“盲人摸象”，指出它是“法自君出”，旨在统制臣民，则是万万不可的。因为在统治者眼里，正是这种防范、镇压臣民“犯上作乱”的法才是最全面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大法，其余的统统不过是“各说异端”，除非你不想活命，否则，是谁也不敢“盲人摸象”而“妄加揣测”的。
二、中国法律传统的排外思想，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自欺欺人，“毁象”有余，“摸象”不足。
就在中国传统法律以人治和专制为核心且代代相传之时，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当地就有了其内容涉及各城邦各个时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如条约、契约、法院判决等建立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先进法律，即便是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其仍不失为民主国家的法律观，是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国家相继步入“启蒙时代”，展开了民主与贵族特权的较量、公正与暴政的较量，产生出诸如从探讨法意的孟德斯鸠到关切目的的李斯特；从建构公理的贝卡里亚到诉诸理性的黑格尔；从古典学派到人类学派，再到社会学派等一大批涉及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摸象”的法哲大师，以至于今天的西方，形成了代表世界先进水平、全面的民主法治社会和公民法治意识。
与此同时，中国的法律研究者却始终无缘或无心与这些先进的法律知识“接轨”，他们要么还陶醉在董仲舒所描绘的从“天人合一”到“天人感应”中国法律的“象”境里，对外来的“象”很是不屑一“摸”的，以为泱泱中华，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不议”自是“不摸”；要么即便是“摸”了一番，亦要“王顾左右而言它”，而绝对不敢“妄加揣测”的，偶尔“各说异端”，亦几乎异口同声地变成“前进中的不足”，致使到头来，中国的法律似马非马、似象非象。直到二十世纪，日本著名的中国法律史专家滋贺秀三还从诉讼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法文化考察中这样评价：“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
三、新中国成立后对司法的传统定位，使得法学研究者们如履薄冰，“视象”有余，“摸象”不足。
20世纪初，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与专制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给中国实现民主和法治开辟了前无古人的新时代，但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加上外国势力的入侵，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丧失了一次历史机遇，而被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和“以党治国”的独裁统治所取代，这其中，法学研究过程中的“盲人摸象”几乎难觅踪影。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法治进程一日千里，但由于我们把司法机关角色的传统定位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定位于“为中心工作服务”，从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到今天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具体到重点保护投资大户，莫不如此，致使新中国的民主法治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目标，并将它纳入宪法，才使国人真正开始告别人治的历史。半个多世纪来，尽管许多法学研究者坚持“摸象”不止，但更多的人无非是隔岸观“象”或在“象”的旁边擦擦边球，而鲜有“各说异端”的。个中最重要的因素，大概是面对新旧交替之时，“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比如，仅一个“人权”二字，即从闻所未闻、到闻之色变、再到举国公认并写入最新修改的宪法，当中就不知有多少法学研究者视而不见、见而不“摸”、“摸”而不“揣”。
“任何一个新思想新理论，在开始的时候总难被人理解，嫩弱的新芽也总易被人摧折，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规律”(郭道晖《法的时代挑战》)。邓小平有句名言，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正所谓“盲人摸象”。世界各国法治的突飞猛进的事实，已给我们每一个法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学的信念，有为民众争权利理想，有为国家行法治责任，有执着的学术追求的毅力，善于和勇于“盲人摸象”。中国要真正建设成为法治国家，尚要走过一个很长的的路程，我们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和步骤，亦需等待众多的法学研究者们去积极“盲人摸象”，并即时为国家的法治进程“各说异端”。据此，笔者以一孔之见，认为今后的法学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盲人摸象”。
一、法治的建立，离不开“制约权力的法”。中国自古以来，主张“德治”的儒家和崇尚“法治”的法家，几乎都认定人民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而应由具备“管理能力”的统治者来支配，这样的政治观、法治观，可以说是整个东亚国家都还残留的观念。在中国，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在否定法律为“统治工具的法”的同时，对“依法治国”的理解，是依法制约“政府和官僚”？还是依法“管理社会和公民”？在“制约权力的法”当中，谁是“制约权力的法”的主体承担者？谁是“制约权力的法”的抵御力量？中国的民众在“制约权力的法”中又能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怎样形成一个多元结构的市民社会等等，都需要人们去“妄加揣测”、“各说异端”的。
二、法治的建立，离不开司法的“独立、公正”。在还被人称之为“中国的法院是政府里面的法院，而西方的法院是政府旁边的法院”的今天，中国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政府，司法活动的不独立、不公正，一方面造成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进而尽可能远离官府，厌讼之风盛行；另一方面，民众又迫切企盼官员们个个都是“青天大老爷”，以“天理”、“民愤”断案。另外，司法系统的诸多问题如刑讯逼供导致屈打成招；刑事案件中律师代理不足导致被告人权利无从保障；鉴定体制的混乱与腐败导致证据之间的相互冲突；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导致草率断案；部分人员的腐败导致公众对无数司法人员的牺牲奉献精神视若虚伪；政府干预法庭导致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败诉的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理睬导致执行难等等，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们通过“盲人摸象”，“妄自揣测”出适合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公正”，尚任重而道远。
三、法治的建立，需要纠正立法过程中的矛盾与混乱。当前，我国的立法总的趋势是朝着一个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但不可否认，立法仍有成为一个本部门本地区扩大自身利益的良机。比如，法官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起草，教育法由国家教委起草，电信法由信息产业部起草等等，尽管这些法律的起草都征求过其它部门或有关人士的意见，但更多的只是流于一种形式。2003年，河南省一起种子诉讼的案例，轰动一时，不正是由于河南省的地方种子法规与国家种子法的典型冲突的事实吗？而在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律史上，通过研究、比较和协调，为社会提供统一的法律规范，一直是法学家孜孜不倦的重要研究使命。对此，中国的法学研究如何就立法的问题“盲人摸象”，就成为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法治的建立，离不开新闻舆论的法定监督。任何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都离不开一定的监督机制，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掌权者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进而导致腐败。从西方国家新闻监督成为“第四种权力”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的法学研究者如何“摸”出新闻监督对中国实施法治的切实可行的监督途径，是有所作为“妄加揣测、各说异端”的，因为现行新闻媒体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主导观念，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这样的体制已明显无力担当起法治建立过程中的监督使命的。
2003年，非典在神州大地肆虐，解放军第301医院的老教授蒋彦永冲破世俗的束缚，毅然向媒体最先披露实情，为挽疫情于狂澜作出了不朽贡献，此无愧为“盲人摸象”“妄加揣测”之壮举。须知，一个有良知而不敢“妄加揣测”的人，是为沉默的好人；一个有良知而敢于“妄加揣测”的人，是为有良知的勇士。马克思说过：“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盲人摸象”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正是人们“摸”出“新思潮”、“揣测”“新世界”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是我们落实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在法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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