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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与处置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十)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前面的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或“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于2004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已有半年多了，尽管施行时间还非常短，《解释》试图表现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不统一的意图，但也许事与愿违，目前《民法通则》、《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处于相同有效，并相互交叉适用的状态。对于这种状态，不论是寻常百姓，还是法律职业者学时都感到适用的困惑，这种困惑往往会给当事人带来其权利被法律规定的冲突所淹没。如案例，笔者同学牛某1998年被所在企业开除，由于企业未将开除决定送达本人，两年后的2000年12月方得知其消息，牛某到市劳动部门买一个关于劳动仲裁的小册子，学习了小册子中所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17号）》“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便于2001年5月申诉到劳动仲裁委员，后被该劳动仲裁委依据《劳动法》（1995年1月1日施行）“第八十二条　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的规定，以超过申诉期限为由被驳回申诉。而该《条例》至今未失效（见中国法院网 http://www.chinacourt.org/flwk/show1.php?file_id=17631），依据劳动法的规定，其申诉期限确已超过60天，但《条例》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却至今未作修正，《条例》系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劳动法》，而6个月与60天的差异的结果却导致牛某的不服企业开除决定的申诉权、诉讼权均被法律规定的冲突“所误”，更为糟糕的是牛某的社保也自被开除之日所停止。
　　而《解释》虽对死亡赔偿金（包括残疾赔偿金）的性质作了确立，并由于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独立有效，无法完全统一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上来（司法解释虽有“创立法律”的“权利”，但却没有统一法律规定的功能），因而社会各界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认识也未统一，这里就会形成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以及相关案件的实践差异。本文对死亡赔偿金以及相关问题作粗浅的讨论。

　　一、死亡赔偿金性质的演变过程
　　1、职工死亡抚恤补助。
　　在《工伤保险条例》与《解释》之前，企业或事业单位大多执行的是因病死亡一次性抚恤(或工亡补助)10个月工资，因公（工）死亡20个月，烈士40个月，这是福利政策规定的性质。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为48-60个月，是保险赔付性质。
　　2、《民法通则》虽然作了总体民事侵权责任的赔偿规定，但其通篇只有第一条，即“第一百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一规定，虽然是赔偿性质的法律规定，但按此规定来计算，造成伤者的赔偿，可以达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但造成死亡的只能约数千元。因此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要撞就撞死”，119条的规定明显瑕疵在于：(1)、健康权远远高于生命权，人的价值被扭曲；(2)、残疾属于赔偿范围，而死亡只是支付一些“费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补助。
　　3、《民法通则》后的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1988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维护公益而致害的损失赔偿、误工损失赔偿、医药治疗费赔偿、护理费赔偿、丧失劳动能力生活补助费赔偿、以及致死前、致残前受害人扶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的赔偿作了规定，对《民法通则》作了一些补充。
　　1991年9月22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失效]第37条规定“（五）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赔偿二十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十年；七十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八）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对不满十六周岁的，年龄每小一岁减少一年；对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均不少于五年。这里是“死亡补偿费”。
　　1993年2月22日《产品质量法》规定为“第三十二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
　　2000年5月8日《产品质量法（修订）》修改为“第四十四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直接规定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是个进步。
　　1993年10月31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二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使用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
　　1994年公布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赔偿法》，规定“第二十七条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国家赔偿法》较其他法律的具体规定在于：(1)、对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计算作出了具体规定。(2)、规定了赔偿减少收入的标准。(3)、规定了赔偿生活费的标准。
　　4、地方法院的实践作法发生了变化。大约98-2000年期间，江苏、天津、吉林、湖南等高级法院承认死亡赔偿而舍弃“补偿、补助”，在赔偿项目认定上的同时也包括了人身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两个项目，一直延续到2003年。
　　5、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为其确名。
　　直到2003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法释[2003]20号)出台（但并未立即施行，而是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工伤保险条例》配套），确认与确立了人身损害赔偿的两个重要赔偿项目，即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抚慰金。其中，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在2001年3月8日(3月10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先行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解释》规定“第十八条　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此外，在《解释》前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1月10日，2001年1月21日施行)与《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1992年5月16日，1992年7月1日施行)，这两个司法解释仍采用的是“死亡补偿金”，但其因适用范围较小，实际影响不大。
　　经历了约15年的过程，虽然死亡补助发展到了死亡赔偿，但仍停留在死亡赔偿基础上的精神抚慰，人们仍无法直接理解与认识死亡赔偿的性质。多数人甚至法院仍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抚慰性质。
　　[1]

　　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1、前面已述，对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的死亡，其单位支付给死者亲属的款项，是依福利政策或福利待遇的、以精神为主物质为辅的、对未来生活的一些补助。由于是政策福利性的，它本身不就具有赔偿性质，甚至连补偿也谈不上。正所谓当时流行的“人都是国家的”，金钱就不重要了，故一般回避了侵权赔偿。
　　从实际发放操作来看，从事人事劳资管理部门、社保机构以及他们的从业管理者，均认为抚恤金与工亡补助金的发放的对象是死者的直系亲属。他们习惯认为，抚恤金与工亡补助金死者的亲人都有份，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这“份”是多少，是均分还是有所区分？由于缺少政策依据，最后多数人接受“遗产假说”的观点，即将此看作为“准遗产”，按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办理来处置分配“抚恤金或工亡补助金”。这样的作法基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抚恤是国家福利待遇，是国家给死者家属的关爱，是精神安慰而不是赔偿，即不具有民事赔偿的法律特征与属性；二是，减少不必要的纷争，化减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单位领导与管理者的工作难度，“妥善处理”的工作目标成功率也较高。[5]
　　2、自《民法通则》施行至2003年12月期间，虽然法律对民事侵权责任的法律后果需要承担民事赔偿作出了文字条款规定，但不论在理论上，一般人们的认识上，还司法实践上，仍依赖在原有福利政策基础上，或称具体民事赔偿计算上不可避免地要以福利待遇标准相比较。形成这样的原因是我国在人身损害赔偿这块上长期立法混乱，政策观点为主导所致，同时也是过去的特定历史产物与渐进过程中必须，法学界的知晓侵权行为法的专家，法院系统的专家也不能左右。
　　由于我国法律长期以来基本不支持精神损害或者精神损失赔偿，至今也没有任何法律明确地直接规定民事侵权责任的精神损失赔偿（除原侵犯肖像权外）。而行政法规、政策规定根本就更不可能涉及到精神损失赔偿的问题。2001年3月8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该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终于公开承认了民事侵权精神损害与赔偿，同时其又作出了“第九条　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从而将“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人为地归入了精神抚慰之列。这样的做法可能有它的合理性方面，同时也暴露做出这种做法的诸多严重问题与隐患，人身损害的赔偿应当体现在财产损失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两个重要方面，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害人支付了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也就支付了精神抚慰金，这起码在逻辑上也说不通，人为地将两个赔偿重要部分归为大小包含的一个简式赔偿，问题非常突出。
　　3、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采用了“继承丧失说”原则来确定。
　　这点非常重要，可称之为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初步建立的标志。自然人因遭受人身损害而死亡，其权利能力消灭，法律主体资格不复存在，因此，死者不能以权利主体资格主张死亡赔偿。此时的赔偿权利人，实际上是死者的近亲属即间接受害人。对间接受害人而言，其因直接受害人死亡所蒙受的财产损失可以有两种计算方法，其一是以被扶养人丧失生活来源作为计算依据的扶养丧失说；其二是以受害人死亡导致的家庭整体收入减少为计算依据的继承丧失说。依据扶养丧失说，受害人死亡后，其生前依法定扶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扶养人因此失去了生活来源，赔偿义务人对此应予赔偿。因此“继承丧失说”采用表明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定为收入的财产损失，而非“精神损害抚慰”。如果它属于精神抚慰，那么又回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之规定上，赔偿权利人只能获得一个财产损失赔偿，而不能另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即使提出，按照司法实践习惯做法，法院也给予支持，但其具体金额必然是少得可伶。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前，重庆、四川高级法院行文以完全突破了以往实践的限制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四川地区精神抚慰金的上限是5万元；重庆市地区最高不超过10万元。[3]、[4]
　　其次，既然司法解释已清楚地划分收入的财产损失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从逻辑上讲，财产损失赔偿就不是精神抚慰。其次，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假设未死亡可能获得的收入的赔偿，从死亡发生收入就没有了，这对于死者以及其亲属（死者身前直接供养人，包括非亲属的直接供养人）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损失，这一损失是损害行为的因果关系，即侵权行为所致，理应赔偿，当然是财产赔偿，而不是补助，更不是精神安慰。
　　第三、简单比较，财产损失赔偿与人的生命期限有关，而与死者亲属遭受的痛苦无关；精神损失赔偿直接与死者亲属所遭受的精神打击、损害程度相关，而与死者的生命期限无直接关系。即使死者生前没有工作或收入也要赔偿（即法律预设），而精神损害赔偿在理论上必须是伤者或死者亲属实际遭受精神损害方可请求赔偿。很显然，死亡赔偿金的对象直接是死者，而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是死者亲属，或者伤者本人以及伤者亲属。
　　[5]、[6]

　　三、死亡赔偿金的相关问题
　　自《解释》生效以来，人们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可谓众说纷纭，主要争论的原因是死亡赔偿金对赔偿权利人的法律属性，其法律属性直接关连到赔偿权利人对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与分配，以及与死者生前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本文简称：债权人）能否对此主张权利等诸多相关法律问题，即赔偿权利人之间、赔偿权利人与死者生前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之间，因死亡赔偿金而形成了利害关系，已有多起对薄公堂。在众多的意见中，归纳起来不外乎集中到两种观点，其一，是收入财产损失赔偿属于遗产，应当用其偿还死者生前债务；其二，是精神赔偿不是遗产，死者亲属人人有份，这些亲属不承担死亡生前债务。
　　1、死亡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抚慰，这一点不容置疑。
　　2、死亡赔偿金不能简单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遗产。
　　假设，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属于财产损失赔偿的前提下，按照我国《继承法》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具有遗产的全部法律特征，应当是遗产。如果作简单的认定就会出现的诸多相关问题。按照我国《继承法》规定，一般情形下，遗产应当由法定继承人按份承继，而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的收入损失赔偿，死者的收入应纳入家庭整体收入，除去死者个人使用、家庭或个人积累外，对于家庭成员以及非亲属供养人的使用比例不可能是按份的，一般讲孩子、老人使用要相对多些，如果按份继承，就会出现赔偿权利人的利益失衡，无法做到相对公平。按照遗产承继，死者生前供养人中的非亲属被抚养（被扶养人）或者非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就不可能获得救济，这样也失去了司法解释的原意，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遗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司法解释已作了处理，只是争论者没有注意到，没有从宏统一地理解与体会《解释》立意罢了。
　　另外，不少的人错误地认为，死亡赔偿金不是针对死者，而是因对家庭整体收入损失的赔偿，这一赔偿属于家庭全体成员，而不属于死者的财产，不能看作是财产，因此不属于遗产。这种观点误区在于：死亡赔偿金的对象不是死者，骨子里是将死亡赔偿等同于职工福利待遇中的抚恤（工亡补助），只不过是变换一种说法而已。对于这一观点，用残疾赔偿金一比较就知道不能成立，在有死亡的人身损害中，由于死者获得赔偿的主体资格已不存在，其赔偿权利人自然是其法定身份的相关人。而在造成人身残疾损害中，处于第一地位的赔偿权利人就是伤者本人。在各赔偿项目中，残疾赔偿金的主体资格是唯一的，即伤者。按照它们的观点，就会形成残疾赔偿金是家庭全体成员（这里暂不讨论“家庭全体成员”概念的周全性）的权利的错误认识与导致纷争可能。
　　3、死亡赔偿金应分情形进行处置。
法学教育的比较与探索

刘侨


内容摘要：
当前，经济的全球化，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不再陌生。在这样的情势下，不同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思想认知以及各式各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背后，法学教育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但各国之间这种教育体制的交锋却时刻没有停息。抱残守缺、闭门造车者终将难以幸存，于是在法学教育的横向比较间，一条忐忑、充满挑战的改革之路摆在了我们面前……
关键词：
法学教育体制 精英模式 通识教育 理论教育 职业教育 素质教育 司法考试 法学教育宗旨

法学是治国之学、是强国之学、是正义之学、是权利之学。 因而没有人也不应当有人忽视法学的存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才是一个理性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也需要无数理性的社会成员去维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道理，法学教育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知识霸权的时代，教育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社会发展的中间力量，而人才的培养促使着各高校“超负荷”运转。那么在法律学人共同体的队伍日渐壮大的今天，当前法学教育体制下孕育出来的法律学人是否真的能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呢？有多少人在扮演着维护法律、追求法律价值的角色呢？又有多少人在这场世界性的人才战役中幸存下来，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呢？或许我们能够从以下数据中寻求答案。
各国法律家人数的比较
单位：人
国名 人数 法官 检察官 律师 法律家人数 国民人数与法律家的比例
美国 266755000 28395.702 20830.558 881454 936934 285:1
英国 51820000 3170 2132 73751 79053 656:1
德国 81538600 22134 5375 85105 112614 724:1
法国 58027300 4591 1367 29397 35355 1641:1
日本 126166000 2113 1274 16853 20240 6233:1
总体看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法学教育是一种“精英模式”，因为能够真正进入司法部门、国家政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者的人凤毛麟角。诚然，法律工作需要很强的职业性素质，它需要从大量的候选者中选拔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来从事这项谨慎、严密而又极有份量的职业。那么，那些成千上万的落选者又将何去何从呢？迫于现实、迫于这种近乎苛求的筛选制度，他们成了实验品，成
了精英们的垫背，他们所获取的法学技能却无法得到充分的施展并将永远的沉睡，他们不得不在别的领域另辟蹊径。也许他们唯一能够感到自豪的便是他们心中有法，他们是法律忠实的信徒，仅此而已，难道这便是学习法学的初衷吗？如果真的仅仅是为了一种法治观念的普遍确立，那么法学院大可取消并附属于各个院系，或许其普及效果更加明显。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笔者认为，法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在覆盖各相关领域的复合型法学教育体制的构建下，培养具有公正价值评断和较强的法律及相关职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法学教育还应当给予受教育者充分的实现其培养目的及人身价值的机会。
就我国来说，现行法学教育体制与这一构想相去甚远，而其症结便在于体制上的“千疮百孔”。或许我们应该先与世界上部分主要国家的法学教育体制进行横向比较，汲取其科学合理的元素并权衡在我国条件的可行性，进而填补我国法学教育体制的漏洞。
一、 美国：独树一帜的教学模式
美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构建最为完备、科学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到处都充满着创造力以及相当的学术自由的国度，法学教育必然在承袭的过程中朝着更为理性的方向发展。
美国大学教育分为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和非职业教育（Non-professional Education）两种，而法学教育则可谓是职业教育的表率。美国法学教育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法学本科生，若想要成为法学院的一员则必须先在其它专业或领域获得学士学位。这样便在一开始就确保了法学院学生知识结构的多样性，他们能够从事跨学科的研究，能够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认知法律。这样，在一群“出生背景迥异”的学生聚集的课堂上更容易闪现出创造力的火花。
据统计，全美约有203所法学院，经美国律师协会（ABA）承认的有185所。这些学院大部分附属于大学之内，少部分属于独立的法学院。美国法学院所提供的学位相当之多，至少有几十种。这里择其常见几种做一介绍：
JD(Juris Doctor),法律博士，就其实质来说，相当于我国的法学学士学位，但由于其在美国是以其它专业的学士学位为入学条件，且筛选条件十分严格，（如参加LSAT考试，一般院校要求分数在160分以上）故称其为博士也无可厚非。JD教育全日制为三年，在职兼读需4年。其中第一年的基础课程最难，虽然每周课时只有十几小时，但课程门类繁多且每次上课学生都必须花两三个小时做课前准备，此外，学生还要在课余花大量的时间完成教授所布置的作业、阅览资料及分析案例。第二年学生所修的课程是有关工商业活动所引起的基本法律问题。而到了第三年则大部分为选修课。完成了三年的课程后，通常还要看看自己是否修满了80个学分，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学分，其学位将不被ABA所接受，并无法参加律师考试。 由于在美国90%以上的法律专业的学生读的都是JD,因而JD是美国法律教育的基础，在美国人看来，JD的毕业生是美国传统法律教育的受益者，因而它就成为了大多数州律师考试的资格证，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LLM,(Master of Law),法学硕士，分为General和Specialized两种，其以培养法学教育与研究型人才为主，其与JD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LLM要求申请人具备法学学位。 此外LLM的课程安排比JD轻松许多，学制为一年，学习期间从9月至第二年的5月。只需修满20个左右的学分，且大多不需要写论文即可毕业。毕业后可参加加州和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
MSL,(Master of Studies in Law),不要求法学背景，课程安排与JD相似。
SJD,(Doctor of the Science of Law)，法学博士，申请该学位需完成LLM。SJD的修业时间一般没有年限要求。
美国的法律教育从性质上看属于职业教育，自100多年前哈佛大学发起以来，已形成一套完整而极具特色的本科后教育体制。由于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地位且待遇菲薄，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法学院的吸引力，其严格的筛选条件也保证了其生源的质量。美国人口虽占不到世界人口的10%，但是律师人数却占世界律师人数的70%。而事实上美国法学院也确实是美国精英的汇集地。
除耶鲁大学外，美国所有法学院都采用的是哈佛大学首创的问答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教学法。这种教学模式所关注的是学生的论证能力，在没有标准答案的前提下，学生必需在课前做大量而且充分的准备，如累积素材、案例分析，甚至要做到对一些概念和词语的反复推敲和斟酌以应付课堂上教授寻根究底的追问。在这样的训练下，学生不仅对法学理论及法条熟记于心，而且在将其灵活运用的同时也提前进行了法庭辩论的演练。此外，美国法学院的案例教学法、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律诊所课程以及模拟法庭等课程也同样体现了其教育体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侧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学法学教育提倡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氛围。注重将国际学生与本土学生的融合，在同一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学习各自国家的法律文化背景，而这种在“国际性”环境下不同的法律思想和价值的磨合，有助于学生在比较学习中形成自己对真正法律价值的追求。以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为例，其每年暑假都会在亚洲与香港大学、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暑期国际法学交流活动，由来自世界各国的50至70名学生参加，授课内容除美国法律体系介绍外，其它课程每年均有变动。
在考试制度方面，美国的考试基本上是匿名的，期末考前要去学校领一组号码并将其填于试卷上，而考生就凭借其号码来领取其成绩，这样有助于教授公正的评分。而美国的律师资格考试是以各州为单位各自出题，不像我国每年统一举行司法考试，且难度各不相同（以纽约州和加州试题最难）。学生一般在考前2个月左右才开始准备律考，故对其在校学习的牵制不大。正如哈佛大学前任校长陆登庭所说：“即使在专业学院，对学习法律、商学、教育、医学、政府管理和其他学科的学生来说，他们也应该集中精力，学习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学习非常专门化的专题或培训内容。”
二、 英国：传统与严谨
英国的教育素以历史久、标准严、质量高著称于世，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至今已培育出90多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同样，英国的法学教育也是这一优良“禀性”的受益者，虽然产生较晚，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正式的职业教育和大学法律教育几乎不存在。但毫无疑问，英国法学教育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广大国家教学的模板，南非便是其中的典型。
没有人会否认英国法律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在全球法律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它的法学教育自然而然在英美法律体系的传承下，在传统与严谨的磨合中树起了一面旗帜。
同样，英国法学院也为法学的“逐梦者”提供了几种学位可供选择。
LLB,( Bachelor of Law),法学学士，学制为三年。若是非法学专业毕业的本科毕业生通过一年的学习可以拿到该学位并过渡到CPE课程。
CPE,( Common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Qualification),一种供没有法学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进修的硕士文凭，完成后方可升入LLM学习。而MA或MSc则可能授予那些无法学本科背景，但旨在调和相关专业与法学互补性的硕士毕业生。如：诺丁汉大学就为学习环境、物理和生物的本科生开设了法律与环境科学理学硕士学位课程，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则开设了药物伦理与法律文学硕士学位课程。
LLM,(Master of Law),授课式法学硕士，学制大多为一年，是最为普遍的一种硕士学位。LLM以教学为主，一般分为三个学期。第一、二学期以授课为主，第三学期撰写学位论文。授课方式是大课、专题报告和辅导课等形式且课程范围相当广泛，如国际商法、海商法、刑事审判、犯罪学、警察学、石油法、国际体育法等等。LLM的最后三个月写一篇论文或研究报告，其评分根据论文和平日的考试决定。
MPhil,(Master of Philosophy),研究型硕士，学制为一到两年或许更长。其学习过程在一名导师的指导和建议下，主要是个人独立的研究，最后写一篇3－5万字的学位论文。MPhil可以看作是通向博士学位的过渡，其研究结果可以看作是博士研究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Ph.D——三年制的研究型法学博士以及只授予对法律界作出贡献或发表过专著的人士的LLD学位等。
英国法学教学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其研究生项目分为讲授式和研究式，二者间的区别在上文已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英国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法庭及其他重要机构，如英国国会、伦敦劳埃德船级社或伦敦证券交易所等。部分大学还安排校外课程，如去布鲁塞尔参观欧盟的法律与政治机构。学生在获得英国的法学学位之后，还需要参加本国的某专业课程，作为开业的实习(期限通常为一年)，才能成为职业律师。而每年印制的《法律职业行为指引》也成为法学院教学的重要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还有各式各样庞杂的教学评估机构，定期对每个大学、每个专业进行排名和评定。在报纸媒体方面，《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等结合自己订立的标准每年对各大学的各项指标进行质量评估。此外，英国高等教育统计评估机构也定期提供一些数据指标，如TQA(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即教育质量评估，满分为24分；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侧重于各院校的研究水平，满分5分；A-Levels是大学入学的平均分，满分为30分；Job Prospect Score,学生就业率指标。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评估数据排名暂且不论其可信度与科学性，但它确实对英国各院校相互间的竞争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 德国：浓重的职业教学
1961年颁布的《法官法》在德国法学教育中的份量绝对可以坐上第一把交椅。它是德国法学教育中的“宪法”，指引着其发展方向、教学风格，甚至一些十分细微的制度也囊括其中。此外，调整德国法学教育的法律还有其它相关的联邦法律、各州法律以及作为德国法渊源的各大学的具体规章。 可见德国法学教育很好的体现了“法治性”。
德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两次国家考试，培养以法官为主的司法官员。罗伯特·霍恩在《德国民商法导论》中提到：“德国法学教育是按照培养法官的标准来设计的。”而在《慕尼黑大学关于以第一次国家考试作为结束考试的法学学习规则》的第2条规定：“以第一次国家考试作为结束考试的法学学习的目标是通过学生对法学的理解和运用以及对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哲学等相关知识掌握的证明，而在第一次国家考试中取得作为见习服务的候补官员的资格。”
德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大学学习和见习服务两个阶段，只有在大学完成法学学习并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然后完成见习服务并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才能取得法官资格。
在大学学习阶段，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且内容十分庞杂。以慕尼黑大学为例，其必修课程主要包括：基础学科、民法、商法和公司法、劳动法、刑法、公法、欧洲法和诉讼法八部分，而选修课则包括：法制史和宪法史，法哲学、国家哲学和法社会学，国际私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和比较法，自愿管辖，犯罪学、少年刑法和刑罚的执行，土地规划法、公路与道路法、建筑法和公务员法，经济管理法和环境法，欧洲法和国际法，商法、公司法和证券法，竞争法、卡特尔法、工业产权保护和作者权法，集体劳动法和劳动诉讼，社会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援助法、促进就业法、社会诉讼法和社会法院审判程序，税法、所得税法和营业税法。 此外，《慕尼黑大学关于以第一次国家考试作为结束考试的法学学习规则》第8条第2款还规定：“学生必须在其学习期间至少用12个学时参加经济学、专业外语或其它非专业课程的学习。”《法官法》第5条a条第3款规定：“大学的学习内容还应包括审判实习、行政管理实习和法律咨询服务实习。”巴伐利亚州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教育与考试规则》中第14条规定：“实习为3个月，内容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管理三个方面，并且各占一个月。” 《法学教育改革法》第5b条第4款规定：“义务站点培训至少为期3个月，在律师事务所的义务站点培训至少12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