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进一步转变总局机关作风的若干意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4 15:32:36 浏览:8570
来源:法律资料网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进一步转变总局机关作风的若干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进一步转变总局机关作风的若干意见
国税发[2004]30号
局内各单位：
近年来，总局党组高度重视总局机关作风建设，先后开展“转变作风年”专项教育整顿活动，切实克服会议多、文件多等“六多”问题，修订《国家税务总局工作规则》，并就树立实事求是的风气、加强督查抓落实、坚决防止和制止公务活动中的奢侈浪费行为等作出一系列规定。总局机关干部职工按照党组的统一部署，真抓实干，努力工作，机关作风建设不断加强。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一些部门和干部在坚持求真务实、加强作风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开拓创新的主动性不强；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待增强，干工作不是先考虑大局，而是先考虑小团体、本部门的利益；部门间协调配合不够，推诿扯皮、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公文旅行”等现象仍然存在；抓工作满足于一般的布置，督促检查不够，工作落实不到位；作风漂浮，深入基层不够，脱离群众，不愿意到困难多的地方帮助基层开展工作；贪图享受、奢侈浪费，廉洁自律意识淡薄，艰苦奋斗意识不强。这些问题在有的部门和环节还表现得比较突出。
总局机关是百万税务大军的“司令部”，机关的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到税务形象，关系到税收工作的全局。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我们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两个务必”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进一步转变作风，建设学习型组织、创新型团队、实干型集体、廉洁型班子，确保总局党组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更好地发挥总局机关领导、指挥全国税收工作的重要作用。现就进一步加强总局机关作风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振奋精神，积极进取
要把思想作风建设放在首位，引导机关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防止和克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自我满足、工作懈怠的现象，始终保持开拓创新、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
要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更新思想观念，拓展工作领域，创新工作方法，不断探索提高工作水平的新措施、新途径。认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争先创优活动，激发干部职工做好自身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从各司（局）、各处（室）抓起，每位干部职工都要深入查找在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二、努力学习，联系实际
要积极引导总局机关干部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少一点应酬，少一点懒散，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学习上，结合本职工作，自觉、全面、系统地掌握各种知识，不断提高综合素质。
要结合开展“创建学习型党支部”主题活动，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税收、法律、财会、英语和计算机等各种知识。学习要紧密联系税收工作实际，结合自身岗位需要，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学以致用，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各司（局）要制定年度干部学习教育培训计划，每位干部职工都要积极参加培训，认真开展在岗学习，并要结合工作实际，每年撰写一篇学习心得或理论文章。
要把干部职工学习情况列入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调动干部职工加强学习的积极性。
三、求真务实，扎实工作
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树立实事求是的良好风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
要坚持真抓实干，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扎扎实实地拼搏奋斗，脚踏实地地做好工作，力戒浮躁、力戒空谈，坚决防止浮在表面、华而不实。要爱岗敬业，勤奋刻苦，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全力做好本职工作。要从每一项具体的工作抓起，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不能浮光掠影、敷衍了事。要善于发现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提出加强管理、堵塞漏洞的对策措施。
要围绕税收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沉下身子，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总局领导每年至少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司（局）级领导干部每年至少用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同时要探索建立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不断提高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司（局）级领导干部每年要写出1?2篇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对工作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调研报告报总局党组。
要认真学习贯彻行政许可法，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创新管理制度，增强依法行政意识，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要进一步规范行政管理，认真落实工作计划、总结、报告、会议以及公文审批等管理制度，坚决克服会议多、文件多等“六多”现象。严肃工作纪律，坚决纠正作风散漫等现象。要实行会议纪律执行情况通报制度，对各单位出席会议、遵守会场纪律等情况进行通报，并作为年终评比的一项重要内容，促进会风的明显好转。
四、认真负责，严谨细致
要结合税收工作政策性强，又很具体的特点，广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奠定干部职工求真务实、认真负责的思想基础。要实行下管一级、分级负责的原则，对各项工作都要从领导做起，层层把关，提高办事效率和办文质量，坚决防止不负责任、做“中转站”的现象。探索实行通报制度，对因粗心马虎造成工作质量低下的，坚决予以通报批评。
每位干部职工都要增强责任感，恪尽职守，忠实履行职责，坚决克服工作中大而化之、粗糙马虎的现象，在起草文件、制定政策、落实工作等等方面都要做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要做工作的有心人，从一些小事中培养、锻炼自己的责任感，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五、加强团结，协调配合
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健全和完善党组与行政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决策制度。要切实加强班子间、同志间的团结，认真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司（局）“一把手”要坚持原则，团结同志，既不能搞“家长制”、“一言堂”，又不能当“老好人”。
要加强协调配合，不断提高工作效率。要增强全局意识，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从有利于工作出发，克服各自为战的现象。各司（局）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及时办理，对业务交叉、需要协商的要积极主动地去落实，不得推诿扯皮或拖延不办。涉及到多个司（局）的工作，牵头单位有权召集会议，研究布置工作，各相关司（局）要积极支持配合。各司（局）在办理公文时，凡内容涉及局内其他单位业务的，要送有关单位会签或征求意见，涉及税收政策法规、征管制度以及制发上述内容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要送政策法规司会签。涉及调整各税种征管业务流程的，要由征收管理司提出或会签该司；其中涉及征管计算机软件调整或修改的，要会签信息中心，以实现征管业务文件和征管软件业务流程调整同步进行。各司（局）的领导要统筹安排、周密部署本单位的工作，避免出现无人负责、管理空档等现象。每个工作岗位都要实行AB岗制度，一名同志不在时，要有相应的同志“补位”。要加强信息联系与沟通，及时交流情况，确保政情畅通，促进工作顺利完成。要简化程序，精简环节，利用科技手段，提高工作效率。
六、联系群众，服务基层
要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增强科学决策意识，完善决策方法，规范决策程序，制定文件、研究部署工作等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一些重大决策要经专家论证。
要增强对下服务意识，探索在总局实行首问负责制，及时、认真地帮助解决下级税务机关反映的实际问题。制定政策、部署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基层的实际情况，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下级税务机关提交的请示等，要及时答复。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对待下级税务机关的同志，态度要谦虚、热情。要关心干部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要增强为纳税人服务意识，在加强管理的同时，更好地服务纳税人，特别是在完善纳税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手段、减轻纳税人负担、方便纳税人等方面要取得新的突破，不断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每个司（局）都要按照职责分工，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带着深厚感情，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七、清正廉洁，艰苦奋斗
要建立健全符合税收工作实际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严格执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的“四大纪律”、“八项要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严厉查处大案要案，坚决纠正利用职权摊派发行报刊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和落实机关工作人员廉洁从政规定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管理办法等各项制度。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强化对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两权”监督制约，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总局机关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做起，严格遵守各项廉政规定。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并向部门责任制延伸和深化，实行责任分解，各司（局）要对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负责，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
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树立勤俭节约的好风尚。要按照总局工作规则要求，健全接待、礼品登记管理等制度，反对铺张浪费，坚决制止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从事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巧立名目滥发奖金。
八、强化责任，加强督查
要完善制度，保证各项工作落实。要及时修订督查工作管理办法，坚持结果督查和过程督查、事后督查和动态督查相结合，扩大督查范围，在过程督查和动态督查方面加大力度，同时建立工作落实情况定期通报制度，确保重大工作部署、重要议定事项和领导重要批示落实到位。推进目标管理责任制，建立健全岗责体系，对总局年度工作要点及时进行分解，把任务落实到岗，把责任落实到人，并做到年初有部署，年中有检查，年底有考核。要强化责任追究，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要进行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坚决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各级领导干部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在抓工作落实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建立健全领导督查与职能部门督查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做到一级管一级、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各司（局）领导对布置的工作，要定期进行检查，一项一项抓落实，确保抓出结果、抓出成效。办公厅、人事司、监察局、机关党委等部门要切实履行督查职责，充分发挥作用。
切实转变机关作风，既是一个完善管理体制，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过程，也是加强个人修养，形成新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工作习惯的过程。各司（局）要切实加强领导，坚决防止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通过开展生动活泼而又有感染力、吸引力的活动，让干部职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引导和启迪，进一步转变机关作风，树立总局机关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良好形象，为全国税务系统做出表率，做好榜样，为税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国家税务总局
二○○四年三月十一日
劳动部关于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履行劳动合同问题的通知
劳动部
劳动部关于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履行劳动合同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副省级省会城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解放军总后勤部生产管理部：
当前，在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一些企业出现了未经与劳动者协商，违反劳动法律法规擅自单方变更劳动合同或把解除劳动关系作为强制职工入股的手段等问题，对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带来了一定影响。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现就企
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履行劳动合同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企业实施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后，用人单位主体发生变化的，应当由变化后的用工主体继续与职工履行原劳动合同。由于企业改制导致原劳动合同不能履行的，企业与职工应当依法变更劳动合同。
二、在企业实施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与职工经协商确实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以按照《劳动法》第二十六条（三）项的规定办理。
三、按照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体改字〔1997〕96号）以及国家有关企业改革的精神，实施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在职工投资入股方面，鼓励职工在自愿的基础上人人投资入股，允许少数职工不入股。因此，在股份合作制改造中，企业不得强迫
职工入股，不得因职工不入股而降低劳动报酬、停发工资或硬性安排下岗，更不得以此为由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四、在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凡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劳动关系重大问题，如集体变更或解除劳动关系等，要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作用，保持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五、各级劳动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履行劳动合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一些企业存在的因职工未入股影响劳动合同履行的行为，劳动部门应及时予以纠正。
六、对因职工入股问题影响劳动合同履行引起的劳动争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劳动争议的规定办理。
1998年1月26日
历代典权特征略考
黄 忠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史籍上关于典的最早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现代意义上的典权制度之雏形可能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形成的。经隋唐、两宋、元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固有法上的典基本上已经成型：典与卖有了严格区分。但典与质的分界却是在民国编纂民法典时方予定型的。
【关键词】典权 特征 卖 质 历史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进路
我国古代缺乏现代意义的民法。因而我国民法学多以“民法”一词，肇始于罗马法之“市民法”，后经法德之继受和发展，清末变法从日本引入我国为通说。[1]（P3）这种认识，固然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也须注意，在丰富而悠久的中国古代法律史中，虽无现代民法的概念，但却存着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和相应的法律调整。[2]（P1）这种调整当然可以构成具有实质意义的民法规则。
而在所有涉及财产关系的民法规则中，有关典权的法律制度又被认为是我国所特有的法律制度。诚如学者所言：典权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为各国物权制度所无。[3]（P259）对于这样一个极具固有法色彩的制度，虽然理论界对之的存废仍存有争议，但梁慧星教授和王利明教授在各自所主编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都对典权制度作了规定。因而典权之论争理应由存废之争转入典权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上了，但现有的关涉典权的讨论仍大多限于典权之存废论，而尚未对典权之内容，尤其是典权的历史作深入研究。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极具固有法色彩的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特点作一考证，以求更准确地构画出典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本来面目，从而有利于当下的立法者对之进行改造，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进而设计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的典权制度。
在作考证之前，必须先作一点说明，那就是，我认为任何制度本身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换言之，任何一种制度在其产生之初，不可能完全具备其现在所具备的所有特征。因而本文对典权的考察将从“典”字的词源出发，而不拘于其是否已完全具备了现在典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
二、“典”字的最早使用与典权的萌芽
（一）典字的最早使用：西周时期的“典”
有学者认为《后汉书·刘虞传》：“虞所赉赏，典当胡夷”为史籍上有关典之最早记载。①[4]（P456）这种认识，是不合史实的。经考证早在西周的《格伯 》中就已有“典”的记载。该铭文曰：“．．． ．．．铸 ，用典格伯田，迈年子子孙孙永保用。”②据此，可以认为对于典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对于《格伯毁》中“典”的含义，有学者认为其反映的已是典权关系，也学者认为实际上那不是典，而是出租，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它反映的是买卖关系。[5]（P155）我认为单从铭文的文义而言，“典”字似应作买卖解：因为绷生将三十亩田“典”于柏格后，柏格可以“迈年子子孙孙永保用”。这种无期限的使用权交换应当是一种买卖关系。但是必须注意到，在西周，土地属于国有或国说王有。土地本身是不能买卖的。因而将“典”作买卖解与历史不合。同样，将“典”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典亦是不合史实的，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典乃活卖，它应以土地的私有为前提。所以从历史角度看，《格伯 》中的“典”应作出租解。
假如《格伯 》中的“典”为“租”，那么，可以认为词源意义上的“典”从其使用之始便具有用益的特色，即依“典”可以“永保用”。同时，典也是对禁止买卖土地规定的一种变通做法。即在西周土地归王有的背景下，由于不能够通过买卖来进行土地的转让，但这种转让从现实角度看又是必须的，因而创造出了“典”以代替“买卖”，从而避免了对禁止买卖土地原则的违反。所以可以认为“典”的产生有迂回脱法的意味。这就是我们考证典的词源的两点启示。
（二）典权的萌芽：南北朝时期的附赎回条件买卖
在秦汉时期，虽然土地已经可以作为私人所有权的客体，因而土地的交换从逻辑上已经成为了可能，但史上料对这一时期中有关典卖的记载甚少。因而囿于资料缺乏，现无法对这一时期的情况作论述。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土地的私有制在前世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各王朝对于这种私有权予以了法律上的认可，并明确了个人所有权的保护，因而为土地的典卖扫清了障碍。
从现有史料上看，现代意义上的典权制度至少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通典·食货·田制》引《六朝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云：“帖卖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钱还地还，依令听许。”据学者解释，这种帖卖（又作贴卖）是附有赎田条件的买卖。[6]（P219）因而可以认为它已经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典权所要求的基本特征了。但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对于这种附有回赎条件的买卖，史料上大多不用“典”称之。上文所引之例是以帖卖称之。另又有以质称之的。如《南齐书·陆澄法》载“杨州主簿顾测，以两奴就鲜质钱，鲜死，子日卓 诬为卖券。”这里陆鲜子将质券赖为卖券，企图不让质者回赎。所以可以说这里所讲的质是后世所称的“活卖”。又如《南史·齐宗室·坦之传》云：“．．． ．．．检家孝贫，唯有质钱帖子数百”。胡三省注《通鉴》曰“质钱帖者，以物质钱，钱主给帖与之，以为照验，他日出子本钱收赎。”总之在南北朝时期，这种附有赎回条件的买卖已经兴起，只是在当时鲜有将之以典相称的，所以可以认为南北朝时期的附买回条件的做法是后世典权制度的雏形。[6]
因而史籍上，关于典的最早记载至少可以追溯至西周，而现代意义的典权之雏形则至少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
三、典权制度的发展
（一）隋唐时期的典权制度
虽然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但由于在唐代法律禁止买卖、典卖、质押土地，直到开元廿五年还曾下令“诸田不得贴赁及质”。因而应当说整个唐代，典卖关系并未盛行于世。[6]（P318-319）
然而，虽然唐《田令》有诸田不得贴赁或质的明文。但实际上，永业田，以及后来包括口分田都进入了租佃、抵押、质押的过程。据《旧唐书·宪宗本纪下》载：辛巳，敕：“应赐王公、公主，百官等庄宅，碾磨、店铺、东坊、园林等，一任贴典货卖。”这里的“一任贴典”就是自由典卖。
在词语的使用上，唐代大多将典、质、当混为一谈。如杜甫的“朝回日日典春衣 ”之中的“典”实应为质。因而有学者才说：“西汉以来，则往往以典代质。”[7]（P433）《后汉书·刘虞传》“虞所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中的典当也应作质当解。这种自西汉始的典质不分的状况，在唐代更加显然，而且这种典质不分的做法对后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在讨论典权性质时，仍有用益抑或担保的争论。③
之所以会产生典质不分的情形，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因为典卖是由质押关系所萌生的。据一份唐代的质押借贷契约记载：[6](P306-307)
显庆四年十二月二一日，崇化乡人白僧定，于武城乡王才欢边，通取小麦肆百升 ，将王年马地口分部壹亩、夏六年胡麻井部田壹亩，准麦取田。到年不得田耕作者，当还麦肆百升 入王才。租殊百役一仰田主，渠破水溢一仰佃口。两和立契，获指为信。
麦 主 王才欢
贷麦人 白僧定——
知见人 夏尾次
知见人 皇甫
知见人 康口口——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吴震《吐鲁番文书》）
在这份契约中白僧定从王才欢手中借得小麦四斛。因而可以认定此为一借货契约。但王才欢作为债权人可以耕种债务人白僧定的田地，若两年后白僧定不能偿还小麦，则二亩田的耕种权永归王才欢名下。此外，对于这此借麦也未规定利息。显然这种质押借贷关系已经包含了后世的典卖关系。大概正是由于后世所称之典在历史上是由质所生，因而质、典的分界不甚明了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把典与卖作严格区分才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典与卖的区分可以使出典人避免背负出卖租产之“败家”之恶名。但典与质的分界显然就没有这么迫切的压力了。
（二）两宋时期的典权制度
自两宋起，土地的买卖已完全合法化，因而典卖土地至宋代已开始普遍化。这一点可以从陆游：“新寒换典衣”。以及戴复“丝未落车图赎典”的诗句中得以证实。因而对两宋时期典卖关系的研究应是很有价值的。本文将从三方面对两宋时期有关典权的特点作一概述。
首先，从立法原则上看，宋代有关典权的法律大多以侧重保护典权人的利益，兼顾保护农业生产为宗旨。比如，《宋刑统》规定只有典契“证验显然者”方许收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辩真伪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同时，严禁一物二典，否则“本主、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各计所欺人已钱数，并准盗论，不分受饯者，减三等，仍征钱，还被欺之人。”如无力偿还，则勒令典契上署名之中人、邻人共同赔偿，而典当物仍归第一典权人。很明显，无论是在收赎时，对文契真实性的严格要求，还是对重复出典的禁止和赔偿性规定，其最终目的不外乎保护典权人的利益。这种对典权的保护与宋代注重对债权人的保护立法宗旨是一致的。当然对于典权人的保护并不是无任何限制的。天禧四年就有诏令：“其田庄因平渍吞并典质者，许元主收赎”（《长编》卷九五）。该诏令的用意便在于保护农业生产。
其次，在不动产的优先购买权问题上，宋代首次规定了典权人的优先购买权。这一点在典权发展的历史上尤值关注。因为在宋代以前出于维护宗法宗族制的考虑，历代多规定亲邻的优先购买权。北宋归纳总结了前世的经验，一方面在《宋刑统·户婚·典卖指当论竞物业》中规定了亲邻优先购买权；另一方面还规定在典卖后若再绝卖，必须先问典权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雍熙四年权判大理寺殿中待御史李范言：准刑统应典卖物出，先问房亲，房亲不要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若亲邻着价不尽，亦任就高价处交易者今许。敕文止为业主初典卖与人之时立此条约，其有先已典与人为主，后业主就卖者，即未见敕条。窃以现典人已编子籍，至于差税与主不殊，岂可贷卖之时不来询问，望今后应有已经正典物业，其业主欲卖者，先须问现典之人承当，即据余上所值钱数，别写绝产卖断文契，一道粘连元典并业主分文契批印收税，付现典人充为永业，更不须问亲邻。如现典人不要，或虽欲收买，着价来至者，即须尽时批退。”这一奏言得到了批准，从而使宋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的法律规定更加完善。
最后，由于宋代立法上注重对典权人的保护，而且也认可了典权人的优先购买权。因而造成在实践中，典权人在出典人回赎时的阻拦刁难，从而以图谋取贫人之产业。对此，《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载胡石壁判《典主迁延之务》案有淋漓尽致的刻画：“当职观所在豪民，图谋小民产业，设心积虑，皆是如此。当务开之时，则迁延日月，百般推托，或谓寻择契书未得，或谓家长外出未归。乃至民户有词，则又计嘱案司，申展文引，逐限推托，更不出官。展转数月，已入务限矣。遂使典田之宗终无回赎之日。”虽然宋高宗绍兴年间开始允许入务后也可以受理田宅诉讼。但问题是官司虽然受理了，但也难保佃户得胜[5]（P109）除了以推延时日外，典权人还故意在出典土地上大兴土木，进而要求出典人回赎时除支付典价处，还得偿付树木价款，从而以此逼迫农民放弃回赎，最终达到侵吞农民土地的目的。对此，北宋中叶作出了有利于出典人的规定。依《宋会要辑稿》食贷六三载：“天圣人年知坊州扬及上言：‘民马固状典得马延顺田，计钱三千。后栽木三百（？），原契每根赎日理三十钱。臣详显：是有力百姓将此栽木厄寒贫民，占据地土，岂可原典六千，赎田之日却理钱十千？从祖作 ，邀勒贫苦，永不收赎。如不止绝，恐豪猾人户转侵孤弱，竟生词讼。自今后如典地栽木，年满收赎之时，两家商量：要，即交还价值；不要，取便斫伐，业主不得占各。’”这种做法，虽然从公平和效益角度看，并不可取。因为典物上的增值物，出典人收赎时，若不能收割或挪移，那么应当由出典人继受，（毁损它是不经济的），从而也应给典权人以相应补偿。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若作如此规定，则很可能使典权人故意在典物上添附，进而高价索赎。因而后世有关典物回赎的立法大多沿袭北宋的做法：规定回赎仅以典价为限。
（三）元朝的典权制度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由于统治者的原因而使得南宋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基本上被扼杀了。但作为现实财产流转关系的反映的典权不仅在元朝仍有使用，而且也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色。
第一，元朝法律对田地典卖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早在至元七年十一月就有诏曰：“尚书户部照得，即日多有典卖田宅之家，为恐出纳税钱，买主、卖主通行捏合，不肯依例写契，止有借钱为名，却将房屋质押，如此朦胧书写，往往争讼到官，难使归法，为此公议得，除在先以为交易者，不须定夺外，拟自元月十一日为始，凡有典卖田宅，依例令亲邻、牙保人等，立契画字成交。”这一法令要求从至元八年元月始，一切田宅典卖都必须郑重立契。至元八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该诏仍沿用。以后元朝对立契程度不断完善，从而形成了包括“告给公据”、“立帐批问”和“投税契凭”为主要内容的必经法律程序。[6]（P496）
第二，元朝中叶后，江南某些州县对于典卖土地要求同时转移“乌由”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契券。所谓“乌由”是指“印分两券间，官执其左、户执其右，鬻产则券随之”（《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一《李公墓志铭》）。可以认为元朝中叶江南一些州县所使用的“乌由”与现在的不动产登记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因而著者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不动产登记的至少可以溯至元朝。
第三，元朝在不动产优先购买权问题上的做法与前朝及后世都有所不同。首先，元朝将典主放在亲邻之后。《元典章·户部五·典卖》规定：“… …省府照得，旧例，诸典卖田宅，及已典就卖，先须立限取问有服房亲，次及邻人，次见典主。”其次，增加规定军户同户享有第一顺序的优先购买权。元朝的“军户”分为“正军户”与“贴军户”，即出军户称为正军户，出钱津贴军人费用的为贴军户，两种军户“一同当军”。《通制条格·田令·典卖田产事例》载元朝廷规定：“同户当军”的军户，“破卖田产，许相由问，恐损同户气力”。即军户卖田，“先尽同户有服房亲并正军、贴户，如不愿者，依限批退，然后方问邻人、典主成交”。对此，元代还引起了一些诉讼。④中书书省礼部在处理不顾军户同户的优先购买权的“违例成交”行为时作出判决：“令张著依价收赎。”即认可同户当军者可以行使优先权。这一判决也说明，这种优先权具有物权效力。
四、典的成型（一）：典权入律和典卖之分
（一）明朝的典权制度
较之前代，明代典卖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法律把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规范化和条文化了，这也是明朝对典权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因而下文将以《明律·户律》中的有关规定作以分析，从而归纳一下明朝典权制度的特色。
第一，大明律第一次将典卖田宅纳入正式律文，规定了典卖田宅的程序、原则，确定了典卖制度的基本内容。[6]（P531-533）《大明律·户律·典卖田宅》规定：“凡典卖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仍追田宅价银一半入官。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若将已典卖与人田宅朦胧重复典卖者，以所得价计赃，准窃盗论免剌，追价还主，田宅从原典主为业。若重复典卖之人及牙保知情者，与犯人同罪，追价入官，不知者不坐。其所典田宅、园林、碾磨等物，年限已满，业者备价收回取赎，若典主托故不肯放赎者，笞四十。限外递年所得花利，追征还主、依价取赎；其年限虽满，业主无力取赎者，不拘此律。”这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正文中第一次对典卖制度所作的最详细的规定，清律也基本上沿袭了这些规定。从《大明律》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一、在明代，典卖田宅以“税契过割”为条件；二、明承唐制，严格禁止重复出典；三、在回赎时规定以典价为限，对典主故意刁难以阻止出典人回赎予以严惩；四、以刑代民，对于重复出典，不肯放赎等行为都用刑法予以规制。
第二，《大明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法律正文中对典和卖作了区分。《户律·田宅门》规定：“盖以田宅质人而取其财曰典，以田宅与人而取其财曰卖，典可赎也，而卖不可赎也。”自此典与卖在立法上得以分离而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制度。但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在明代典与卖在立法上已有了区分，但典与质的区分却仍不明了。上述规定中以质释典，即是明证。
第三，在典卖关系上开始考虑保护出典人的利益。比如在典权存续期限上默示民间的做法。《明律·户律·田宅》规定：典卖田宅“如契未载绝卖字样或注定年限回赎者，并听回赎；若卖主无力回赎，许凭中公估价找贴一次，另立绝卖契纸；若买主不愿找贴，听其别卖归还原价……”依此规定，典卖可以不约定回赎期限，一直到出典人宣布无力回赎而愿意绝卖之时，还允许出典人按田宅实价找贴一次。如果典权人不愿购买，出典人还可将典物转卖他人，再偿还原典价款。除《大明律》明确规定典卖可以不规定期限之外，民间俗语还有“一典千年活”，“典在千年”的说法，这更证明在明代典权存续期间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从立法本意上讲可以认为是对出典人所有权的一种保护。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守业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由于明代当政者的出身而被《大明律》所认可而上升为了法律。但是这种不确定典期的做法，不仅模糊了典与卖的区分，而且不利于产权的明晰，徒生诉争。
第四，自两宋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广大被压迫者的抗争，传统的人身奴役有所削弱。至明代，法律明文规定了典卖的标的物只能是物而不能是人。《婚姻·典雇妻女》规定：“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典雇女者，杖六十，妇女不坐。”后来，《大清律例》承袭了这一规定。但在现实中，典卖妻女之习惯却仍在民间存在。[8](P862,P1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