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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现行民事诉讼法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使得有关民事诉讼程序更为科学，体系更为合理，对于依法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在法律适用层面，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2013年1月1日《决定》施行前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施行时尚未审结和执结的案件（以下简称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是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还是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出了规定，这对于统一规范新旧民诉法衔接问题，切实推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意义重大。下面笔者结合《规定》内容，就民事诉讼法新旧衔接适用的有关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关于民事诉讼法新旧衔接适用的一般规则

　　《决定》涉及修改条文100多处，对于人民法院在《决定》施行时尚未审结或执结的案件，是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还是原有规定，成为当前审判实践中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为避免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理解不一致，影响裁判结果的统一，《规定》对此做了一般性规定，即对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主要考虑是：其一，“实体从旧、程序从新”是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公认的法则。其二，就《决定》的具体条文而言，许多内容都是针对当前民事诉讼法施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所作的改进，在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及提高司法效率方面都较原有规定更加科学，对于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程序上采用“从新”的做法，会更有利于纠纷妥善解决，有利于民事诉讼有序进行。其三，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的有些规定，在《决定》施行前一些司法解释已经作出明确规定，程序上采取“从新”的做法实际上与原有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如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及第七十九条关于鉴定程序和专家辅助人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33号）中已有大致相同的规定。

　　但应当看到，《决定》有些条文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简单地一概从新，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合理预期以及与此相关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当前程序法与实体法联系越来越密切，程序法中存在不少直接与当事人实体权益密切相关条款的背景下，对于“程序从新”原则设置某些例外条款显得尤为重要。《规定》采取了这一做法，就审判实践中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一些特殊情形，作了例外规定。

　　二、关于《决定》施行前已依法完成的程序事项的效力

　　《决定》对许多诉讼程序作出了修改，对于人民法院已经依照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或者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完成的程序事项，是否需要依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更改，也是审判实践中需要明确的问题。笔者认为，《决定》施行前已经依法完成的程序事项，由于在进行该程序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能因为当时的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规定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内容不一致，就认定该程序违法或者存在程序瑕疵，即使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所作规定更为科学合理，也无需再行更改。对《决定》施行前已经依法完成的程序事项，贯彻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更有利于维护诉讼秩序，也符合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规定》即按照这一思路，对于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明确规定了“2013年1月1日前依照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如在2013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依据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关于二审是否开庭审理的规定选择的审理程序，无需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再行更改或重新进行。

　　三、关于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中已完成的管辖和送达效力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于管辖和送达的规定做了较大修改，新增了公司诉讼地域管辖（第二十六条）、应诉管辖（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对协议管辖的范围也作了扩大（第三十四条），对管辖权转移（第三十八条）也作了修改，这对于方便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降低诉讼成本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对于管辖问题的新旧衔接问题，实务上存有一定争议，尤其是对人民法院在2013年1月1日前已经受理的案件，其对案件的管辖，如公司管辖问题，在当时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但符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形如何处理，亟待明确。对这一问题，《规定》不仅明确了人民法院依照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有管辖权的，对案件继续管辖，还进一步规定了若其管辖符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继续对案件进行管辖。其理由在于：一方面，由于该案件在《决定》施行时尚未审结，人民法院对此案件继续管辖，符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另一方面，这还可以避免当事人再以该管辖不符合案件受理时的法律规定为由提起管辖权异议，造成诉讼拖延，从而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

　　关于送达程序的新旧衔接问题。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的规定（如第八十六条关于留置送达的规定、第八十七条关于电子送达的规定），对方便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高效审理案件、降低诉讼成本都具有积极意义。关于送达程序的新旧衔接问题，《规定》同样规定了人民法院对某一案件已经完成的送达符合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或者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仍然有效。这样规定有利于解决此类案件的送达难问题，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诉累，　四、关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处理规定的新旧衔接适用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至第一百一十五条加大了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制裁力度，其中涉及到当事人可能承担的罚款、拘留及刑事责任等实体内容。对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中，人民法院在2013年1月1日及以后尚未处理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就面临着适用新法还是原有规定的争议。调研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由于涉及对当事人的处罚，甚至刑事责任问题，应当坚持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即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但是，对于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中虚假诉讼行为及恶意逃避执行行为的制裁问题，应明确适用新法，为此，《规定》作出了规定：

　　其一，对于虚假诉讼行为，由于2013年1月1日以后该案件尚未审结且对该行为尚未进行处理的，该案件处于尚未审结的状态，说明该虚假诉讼行为在2013年1月1日以后处于持续状态，对此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予以制裁，不仅有理可循，而且于法有据，也符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从严制裁虚假诉讼行为的立法目的。

　　其二，对于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进行的诉讼、仲裁、调解等，于2013年1月1日以后仍在进行的情形，由于该恶意逃避执行的行为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仍然处于持续状态，故也应当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五、关于诉前保全措施规定的新旧衔接适用

　　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十五天内不起诉的，应当解除保全措施。由于这一规定期限较短，不利于对申请人利益的维护，为此，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三款将该期限延长至三十日。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当事人在2013年1月1日前申请诉前保全，是适用旧法还是新法的问题。由于采取保全措施毕竟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对于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应当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但2013年1月1日人民法院尚未作出保全裁定的，由于这时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已经施行，故应当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此外，现行专利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和著作权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对涉及专利权、商标权及著作权纠纷的诉前保全问题作出了特别规定。考虑到涉及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的情形时，有关专利权、商标权及著作权纠纷中的诉前保全措施要适用专利法、商标法及著作权法的上述特别法规则，故《规定》采用“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表述，以将专利法、商标法及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则包括在内。但在涉及适用新法的情形，则要统一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因为其延长了诉前保全期间，采取从新的做法，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纠纷的妥善解决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目标。

　　六、关于申请再审期间规定的新旧衔接适用

　　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是“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关于该条规定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衔接，涉及三个问题：

　　其一，关于二年的一般申请再审期间的衔接问题。根据原有规定，当事人有权在二年内提出再审申请，《决定》对该申请再审期间作了修改，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提出再审申请的期限为六个月。根据程序从新的原则，对于当事人就2013年1月1日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申请再审的期间的确定，就有必要与新法规定保持一致。《规定》对此明确为“该期间在2013年6月30日尚未届满的，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这样既可以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保持一致，也可以督促当事人及时主张权利，稳定社会关系，实现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与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的有机统一。

　　其二，关于三个月特殊申请再审期间的问题。《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情形的，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确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对此规定的申请再审的期限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对此规定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规定》对此种情形下的申请再审期间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不但足以起到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的作用，而且又不至于出现将申请再审期间一概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而剥夺或限制当事人再审申请权的问题。

　　其三，关于当事人申请符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第一项及第三项的情形。针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对应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三项规定的情形，其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的起算点与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并不一致，如果当事人在2013年6月1日以后发现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的证据，或者发现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下，若该事由的发现在裁判生效二年内，依据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本可申请再审；依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也可在发现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但若一概依据上述“该期间在2013年6月30日尚未届满的，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的规定，则会出现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问题。有鉴于此，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定》对此也设了例外规定，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来确定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期间。

　　七、关于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新旧规定衔接适用

　　由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与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相比，已作出了较大修改，限缩了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将“（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修改为“（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对于2013年1月1日人民法院尚未审查完毕的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若一概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当事人会丧失其本可依据原有规定得以申请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机会。因此，《规定》对此作出了例外规定，对2013年1月1日尚未处理完毕的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予以审查，以充分保护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民事诉讼法新旧衔接问题是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时间效力的重要内容，既涉及到程序法问题，也涉及到实体法问题；既涉及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也涉及到维护司法公正与提高司法效率，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为解决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各级法院和法官们要认真学习好，努力贯彻好这个《规定》。对于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应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也有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理效率。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案件数量逐年上升，被告人的作案形式和手段也在不断翻新。为了正确认定和处理好合同诈骗案件，笔者仅就当前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略作如下探讨。

　　一、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合同纠纷的区别

　　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是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合同管理制度，也即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与市场秩序无关及主要不受市场调节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备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婚姻、监护协议，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动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另外，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是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也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合同纠纷在实践中极容易混淆，有必要加以区别。

　　（一）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欺行为的区别

　　1、主观目的不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民事欺诈行为的行为人的主观上虽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是为了用于经营,并借以创造履约条件,行为人往往具有一定的履行合同的能力。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2、客观方面不同。首先欺诈的程度不同；其次,欺诈的内容不同；再次,欺诈的手段不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需假冒合法身份，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地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

　　3、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立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4、法律后果不同，行为人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民事欺诈行为可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只要得到相对人的认可,当事人之间无争议，则形成的权利和义务仍然有效，法律不予调整。如果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议而引起诉讼,则由民事欺诈行为人对其欺诈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主要是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和追缴财产。合同诈骗罪触犯刑法,行为人对诈骗的后果要承担刑事责任,同时还要承担民事责任,返还被害人财产和赔偿损失。

　　（二）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1、性质不同。合同诈骗既触犯《刑法》又违反《民法通则》，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将受到刑法和民法的双重处罚；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单纯违反《民法通则》的民事违法行为，侵犯的是债权。

　　2、特征不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采用不正当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如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等，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行为人签定合同的手段不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签定合同时，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一般都采取冒充他人身份，虚造凭证等情节严重的欺诈手段；合同纠纷则无须冒充他人身份也无须采取伪造凭证等行为，只是为了使合同的履行能够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实施了一些情节较轻的欺诈性行为。两者虽然都具有“欺骗”因素，但欺骗的具体手段大不相同。

　　4、行为人欺骗的程度不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是在合同的主要内容上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通常较大的或次数较多的。而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在合同的次要内容上弄虚作假，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数额通常是较小的。欺骗的程度不同导致了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

　　5、行为人履行合同的态度不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往往毫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因此也就谈不上会积极地去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往往在签订合同非法拿到对方财物后立即消失或者再三推脱、逃避对方的履约要求。也有一些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仅履行少量合同约定义务，目的是为了骗取更多的财物，当目的达到时，行为人同样地要么消失，要么推脱逃避；经济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一旦利益受损的一方要求侵害方承当违约责任，只有合同纠纷的行为人才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6、行为人处置财物的方式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也不同。前者大多没有将骗得的财物用于合同约定的事项上，反而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而非生产经营中，甚至进行挥霍，致使财物无法返回。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并没有挥霍掉财物。

　　二、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目的型犯罪，其犯罪构成主观方面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点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纠纷的重要区别。而“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种主观状态，我们既不可能通过肉眼直接看到，也不可能用仪器测量到，而只能通过行为人一定的外在表现来认定。关于认定的依据，有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依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来判断。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实际履行能力作为基本出发点，再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处理情况等因素进行分析。当然，也有无履行能力却不构成犯罪的例外，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损失的真正原因三个方面来判断。

　　笔者认为，仅以履行能力作为判断依据是不妥当的。在合同签订之时，行为人的履行能力可有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行能力和无履行能力三种情形。如果行为人具有完全履行能力，他可能是想通过合同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也可能以此为诱饵，诱骗相对人签订合同，而他自己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以后对方交付财物后，就逃匿或根本不履行合同义务，意图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行为人具有部分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他或者夸大履行能力诱骗对方签订合同，从而骗取他人财物；或者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小本经营，获取较大利润。在行为人不具有履行能力时，也具有骗取他人财物和实行无本经营、获取合法利润两种可能。所以，是否具有履行能力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二者不是同一的。

　　具体来说，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从两个阶段着手。在合同签订阶段，看是否有欺诈行为。具体来说，就是看是否以虚假的身份和虚假的担保来欺骗对方，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交出财物。签订合同要用当事人真实的身份，以保证发生合同纠纷时便于双方及时解决纠纷。如果当事人签订合同时有意隐瞒、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虚构或冒用他人名义，一般可证明其有非法意图。担保是为保证债权人在债权得不到实现时而获得补偿的方法。当事人提供的担保必须是真实的，如果提供虚假的担保，随后又不积极履行义务，则可认定其有诈骗故意。第二阶段要考察合同生效后，行为人的履行态度、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以及合同标的物的处理情况。如果行为人不想诈骗对方财物，合同生效后，都会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最终未获履行也只是由于意外、不可抗力或第三人的原因。倘若合同生效后，行为人对履行合同不作任何努力，或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从而占有他人财物的，可认定为有诈骗故意。此外，行为人积极履行合同与搪塞、应付是有区别的。后者是行为人有履行能力、有履行的现实可能性，而采取部分履行、拖延等手段，来达到诈骗的目的。当然，从外在表现来判断主观心理，严格说来只是一种推定。因此，除上述认定方法外，还应考虑采纳行为人的反证。

　　三、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如何认定

　　根据《刑法》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的数额是否较大，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即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所骗取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其行为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合同诈骗的数额是否巨大、特别巨大，则是对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判处较重刑罚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

　　 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是以合同上的数额计算，还是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此也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合同上的数额一般都很大，但行为人实际骗得的数额往往与合同上的数额存在一定差距，在计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到手的为准。原因是：从客观上说，实际骗到手的财物数额是衡量诈骗行为对财产所有权和经济管理制度侵害程度的主要标尺；从主观上说，大多数诈骗行为人知道不可能将合同上的财物数额全部骗到手，往往是能骗多少是多少，有的主观上只是想骗取保证金、定金等。以行为人实际骗到手的数额来确定合同诈骗罪的数额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和刑事责任原则。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的数额，不能以合同标的数额来认定，而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财物的数额或希望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来认定。但合同标的数额的大小反映着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可以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二）关于合同诈骗是货物时的数额认定

　　 合同诈骗货物以后销赃的，是以货物实际价值数额计算，还是以销赃所得的数额计算。笔者认为，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对待。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人因急于销赃，往往销赃所得的钱款低于货物实际价值的数额，对于这种情况，应当以货物实际价值的数额计算诈编数额。但是，当销赃所得钱款高于货物实际价值时，销赃所得就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货物实价，即被害人损失，另一部分则是买赃人的损失，对于诈骗分子来说，这两部分都是非法取得，故应全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