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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独立

王能干



［内容提要］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在运用司法权的活动中，为了解决和处理案件争议时应当根据法律的要求，在法律赋予的职责范围内，充分而且是义不容辞的承担起这种神圣而又不可推卸的义务，并且这种运用司法权的权利非因具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资格不得享有，其他人均不得干涉司法权的行使。我国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则是实现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在司法权的运用中司法工作人员要保持中立性。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制度方面进行正确的设计，并仰赖于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权的行使中保持相应的人格独立。



［关键词］司法独立　正义　中立性



2005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做好政府立法工作，重点加强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应对处置各种突发事件、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立法。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维护司法公正。各级政府都要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做好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党中央，还是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对于司法体制改革都相当重视。而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之一就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做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将颁布和实施《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从解决群众关心司法公正和效率问题入手，重点推出八项改革措施，其中就有许多措施就是直接推动司法独立的。关于司法独立，很多学者都曾著文论述过，笔者只想就司法独立的特有内涵以及如何实现司法独立等几个方面谈谈浅薄的看法。

一、什么是司法独立

通说认为，司法独立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西方国家，孟德斯鸠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关于“权力分立”的观点可谓家喻户晓，成为西方社会共识，司法独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且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方面已形成了稳定的良性的社会模式。

尽管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司法独立的含义有不同理解，两者所实行的司法独立也具有不同的模式，但对司法独立原则的普遍接受则是共同的事实。根据我国宪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活动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审判权是指法院依法审理和裁决刑事、民事案件和其他案件的权力。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公民有权拒绝人民法院以外的机关、团体或个人的非法审判。这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保证正确适用法律，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①]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司法独立，不仅仅是指司法权中的审判权独立，它应该做广义的理解。但凡涉及到司法权运用的一切国家司法机关的活动，都应当涵盖进来。如法院的审判权独立行使，检察院的检察权独立行使，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有关的司法行政机关如监狱的侦查权等也应当在职责分工范围内独立行使。当然，还要对司法权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司法权，主要是处理案件的权力，在我国特别指的是进行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活动所要解决和处理争议案件的权力。如刑事案件进程中，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并支持公诉，法院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审判，监狱对依法判决的罪犯执行刑罚，这些权力的运用都属于司法权的范围。司法独立指的就是这些国家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应当保持独立性，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关于司法权的性质，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述的美国司法权时，指出司法权有三个特征[②]：

司法权的第一特征，表现在所有国家都是对案件进行裁判。要使法院发挥作用，就得有争讼的案件。要使法官进行裁判，就得有提交审理的诉讼案件。因此，只要没有依法提出诉讼的案件，司法权便没有用武之地。司法权存在那里，但可能不被行使。在法官审理一个案件而指责与此案件有关的法律时，他只是扩大了自己的职权范围，而不是越出了这个范围，因为在审理案件之前，他一定要对该项法律进行一定的判断。但在法官开始审理案件之前就对法律说三道四，那他就完全是越权，侵犯了立法权。

司法权的第二个特征，是审理私人案件，而不能对全国的一般原则进行宣判。在法官判决某一私人案件，由于他坚信某一一般原则的一切推论都有毛病而认为它无效并加以破坏时，他并没有越出应有的职权范围。但是，在法官直接指责一般原则或没有待审的私人案件而破坏一般原则时，他就越出了所有国家都同意应予限制的法官的职权范围，因为他擅自取得了比一般官员更重要而且或许是更有用的权限，但他却因此不再是司法权的代表。

司法权的第三个特征，是只有在请求它的时候，或用法律的术语来说，只有在它审理案件的时候，它才采取行动。这个特征不如其他两个普遍；但我认为，尽管有一些例外，仍可以把这个特征视为最重要的特征。从性质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惩罚犯罪的人；请它纠正一个非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让它审查一项法案，它就予以解释。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罪犯、调查非法行为和纠察事实。如果它主动出面以法律的检查者自居，那它就有越权之嫌。

美国人保存了司法权的这三个显著特征。只有在有人起诉的时候，美国的法官才能审理案件。它从无例外，只受理私人案件，而且总是要在接到起诉书后才采取行动。

托克维尔的这段话主要阐明了在美国的司法权首先是一种被动的权力，因案件而产生，没有审理案件的必要时，就不可能出现司法权；其次这种权力主要针对的是私人的案件，超越权限的司法权是不被认可的；最后就是司法权非因请求而不产生。司法权的这三个特征，其实最终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司法权的独立性。司法权只有独立行使，才能达到权力运用的目的。也许我国学者在阐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时，经常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是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与制约，而我国则侧重于立法权下的审判、检察、行政之三种权力相互配合和制约，且都受到立法机关的监督。这样理解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之下，司法权究竟能否独立行使，司法独立究竟能否真正实现。

当今世界，无论体制差异，地域不同，对司法独立原则的普遍接受，最主要原因在于它符合社会正义目标，符合司法权应有的本质属性和运作的客观规律。联合国颁布的《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③]，对司法独立予以充分肯定，并对司法独立的具体内容和保障措施做出规定。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已得到了世界范围内普遍的遵循。

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983年制定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第3条以及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6条都对司法独立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对司法独立原则作了专门规定。该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上述种种规定为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和贯彻实施提供了宪法和法律依据。

以上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司法独立的一些特征，但对究竟什么是司法独立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笔者认为，司法独立，就是指司法机关在运用司法权的活动中，为了解决和处理案件争议时应当根据法律的要求，在法律赋予的职责范围内，充分而且是义不容辞的承担起这种神圣而又不可推卸的义务，并且这种运用司法权的权利非因具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资格不得享有，其他人均不得干涉司法权的行使，除非赋予其权力的机关依照正当的途径予以监督。

为什么要对司法独立的概念加上最后这一句话呢？如果赋予其权力的机关依照正当的途径予以监督，是否损害了司法独立的真正内涵呢？笔者认为，根据宪法第3条，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第128条又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可见，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不是平行的、相互牵制的关系，而是组织者与被组织者、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必须在权力机关的监督下行使职权，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我国宪法上规定的最高形式的法律监督，而司法机关必须自觉地服从此种监督，即使司法机关享有充分的独立行使审判的权力，这种独立必须是以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是受到权力机关在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制约的，但这种监督和制约是依据法律的正当程序而做出的。

二、司法独立是实现正义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则是实现正义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一个国家，若司法工作人员没有行使司法权的独立性，则这个国家的民众就不会得到公正的司法待遇，其宪法所规定的平等、自由、正义、秩序等价值目标就永远无法实现。之所以认为司法独立是实现正义的前提和基础，是由正义的性质所决定的。

关于正义，奥地利学者哈耶克认为，“人们力图把不同类型的行动界定为正义的或不正义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进行界定时所依凭的规则，却有可能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如果一项规则把一种不正义的行动描述为是正义的行动，那么久已确定的做法就是把这项规则宣布为一项不正义的规则。这种做法十分普遍，以至于我们必须把它视作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做法接受下来，但是尽管如此，这种做法也不是没有危险的。一如我们所知，有时候我们会说，一条我们都认为是正义的规则，在适用于某一特定情势的时候，却被证明是不正义的；当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意思是，不能对我们视之为正义者的东西做出充分界定的规则，乃是一项错误的规则，或者说，有关该项规则的文字阐释未能充分地表达出那项指导我们判断的规则。”[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正义的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而所谓的永恒的正义则只是人类的一种理想。但是，如果司法工作人员在行使司法权时，能够独立地、依照法律的规定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裁决结果，不因外界的干涉而受到动摇，则达成正义的价值判断还是有希望的。否则，民众如果因司法不独立对司法工作人员丧失了信心，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而近几年我国的刑事犯罪率屡屡居高不下，可以充分体现民众对正义价值标准信心的逐渐丧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2004年度，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审结危害国家安全、仿造货币、走私、金融诈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毒品和贪污、贿赂犯罪的二审、死刑复核等案件400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全年共审结刑事一审案件644248件，判处罪犯767951人，较上年分别上升1.5%和2.8%。其中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案件比例居高不下。2004年，全国法院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审结爆炸、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案件228174件，判处罪犯298574人。[⑤]如此高比例的犯罪率，固然与社会的多方面因素相关，但司法不能完全独立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司法不独立，民众就会丧失期望，就会放弃对司法救济的愿望，转而采取其他极端的做法，这样只会导致更多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因此，笔者认为，司法独立是实现正义的前提和基础，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这种平等的权利就是正义的体现。正义有形式的正义与实质的正义之分，所谓形式的正义可能体现在国家的法令对这种平等的权利规定了许多内容，而实质的正义则体现在这种平等的权利之实现过程。实质正义之获得，与司法机关这道防线紧密相关。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其不平等的待遇最后都应当通过诉求司法机关来纠正。如果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其他机关、社会团体或人际关系、金钱等因素所影响，则又怎么能实现实质的正义呢。

第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形象直接影响到公民对正义的理解。我们不说“法官是正义的化身”，至少认为公民与司法机关打交道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其关于正义的期望值。其期望值越高，对司法机关的要求就越高，司法权就更应独立行使。当前，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很多，有司法体制内的，也有司法工作人员个人的。如根据宪法，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这样的一种宪政安排，决定了司法系统隶属于权利机关的客观性。同时，虽然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但是人民法院的人事、财政等大权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甚至在党务、团务方面等也存在着种种附属关系和工作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存在往往因利益驱动而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在司法工作人员个人方面，有些人认为司法独立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司法全盘西化的主要体现之一。因此，禁忌谈司法独立。其实，我国虽不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这并不意味着在我国国家机关就不存在国家权力的分工和协调，而且这种分工越合理，越能保障权力的有效运作，实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宪法实际上就是对权力分工的确认。从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来看，我国法院是在人大的监督下享有的独立的司法权，人大只能享有监督权，而不能代替法院行使司法权或与人民法院分享司法权，否则，宪法体现的国家权力合理分工原则很难实现。因此，司法独立的精神不但是资本主义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只有克服了体制内的弊端，摒弃了关于司法独立的陈旧观念，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为实质正义之获得开山辟路。

再思考梅因的《古代法》

林杰

　　英国法学家梅因的代表作《古代法》开拓了对古罗马时期法学的研究。众所周知，古罗马的法学对当今世界的两大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罗马法学对私法的贡献也是公认的。更有甚者，《拿破仑法典》草拟的时候，法国法学家们，包括拿破仑自己很大部分都借鉴了《法学阶梯》。当然，梅因以他的博学还不时地比较了印度法。他甚至认为，印度之所以没有像罗马那么强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法典不兴。梅因把法学与一国之国运相联系。罗马帝国的强大得益于其法令之齐备。她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法律。通过法律保障了罗马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强势地位。

　　梅因从社会学视野剖析了人类法律的发展。法律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产物。特别是家族在古代社会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相较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那么古代社会则是以家族为核心的小团体1。所谓权利、义务，是无法脱离对家族结构的理解。其中，家父权是家族中的政治权。家族长好比公务员，执掌整个家族。这些家族是构成古代社会的基石。在中国则是宗族制度，此制度对律法之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国家之兴起，政法权力的取得，是从家族手中剥夺了政治权。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家父权受到了限制，对家族内个体的管辖权也随之转移。于是，个人权利得到了解放。这里所谓的权利，包括诸多领域，从人身自由、婚嫁、财产分配，再到子女继承、对奴隶的处分等。

　　社会之发展，把法律从道德中分离出来，把宗教从法律中分离出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神权逐步与世俗权力相区分。在这个分离的过程中充满了斗争和反复，人类的文明史也一部血腥史。那么在这些阵痛中现代文明分娩了。法律获得了新生。私法的发达是把个人从各种枷锁中解救出来。虽然，卢梭有言，“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衡量一国文明之发达，私法是一个权重极大的指标。

　　自然法最伟大的职能是产生现代“国际法”。后者是罗马法的后裔，就此一点而言，罗马法的贡献不仅于民法，也在于国际法。万民法是国际法的雏形，虽然这是罗马的统治者对统治下各民族往来而采用的政治制度之一。2自然法之“自然”有匀称秩序之意。国际法中的原则就是依自然法的精神。当然，普世价值观的宣扬，在多元化社会的今日，颇受挑战。几大文明体系的冲突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有具体阐述。

　　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法律的发展，有其演变的过程。《古代法》正是阐明法律是如何适应社会之发展。古往今来，法之变迁，是无法脱离社会现实。对社会现实真真切切之理解是立法之需求。在英美法系里，法官造法亦要基于社会之现实。再思考《古代法》，重新回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法律是如何一步步地走过来，推动着文明的进程。这也使我们对未来立法之走向更加明朗。



【作者简介】
林杰：福建福清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UTS）法学硕士，福建省福州市1895映画传媒有限公司总监。

【注释】
[1]关于家族的分界点，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一个妇女是家族的终点。”
[2]当时居住在罗马的异邦人不能享受市民法之保护。随着罗马对外扩张，如何妥善安置大量的异邦人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参考文献】
{1}（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原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article.pkulaw.cn/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77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