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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是否应经其他股东同意——对担保法第78条第三款的理解

郑书宏 卢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78条第三款规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相互转让股权而不受限制（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应当购买，不购买的视为同意。根据该两条法律的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很多观点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须适用相同规则 ，即：(1)股东向作为债权人的同一公司中的其他股东以股权设质，不受限制；(2)股东向同一公司股东以外的债权人以股权设质，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而且该同意必须以书面形式即股东会议决议的形式作成； (3)在第(2)情形中，如果过半数的股东不同意，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出质的股权，不购买的，则视为同意出质 。也有观点认为应当，其他股东不同意的，质押人有权选择其他股东作为质押权人，其他股东不同意作为质权人的，质押人有权质押。笔者认为，主张股权质押须经其他股东同意的观点，是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特点为中心依据的，同时，股权质押并不影响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无需经其他股东同意。在此，笔者通过以下角度对其进行简要论证，以资抛砖引玉。

一、 肯定说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以公司成立的信用基础为标准，公司可分为人合公司、资合公司以及人资兼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包括对内和对外两方面含义，对内是指公司的内部管理和运转以资本多数决原则和股东人数多数决的混合适用为依据，甚至允许股东一致决原则的存在。对外则是指，公司主要以公司资产来保障相对人的交易风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由公司股东的信用来保证。也有观点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同样强调股东间相互的信任和合作，并将其作为公司成立和运转的基础。
　　公司法第72条关于有限责任股权转让的规定，系基于有限责任公司兼有人合和资合的双重属性的考虑，希望通过立法维护公司人合性并确保其稳定性。担保法第78条的规定，延续了公司法的立法理念，并不希望因股权质押打破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因此，持肯定说观点的人，均以公司的人合性做为论证的依据。那么，股权质押能否对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造成影响呢？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是否构成影响，应当主要从质押后对公司人合性的对内和对外两方面影响进行考察。股权质押设立后的法律效力是，质权人就该股权的交换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作为一种融资担保手段，对质权人而言，其关注的是该股权的交换价值，而不涉及股权的其他权能。此时，质押人作为股权的持有人，依据公司法享有的表决权并不受影响。因此，股权质押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对内含义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股权质押后，质押人的资产信用状况当然发生变化，但从最终结果看，这种变化对公司的人合性对外方面也不会产生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原因在于，公司的债权人能够直接以股东的信用实现债权的时候，有限公司人合性的对外方面才有意义。而债权人要以股东的信用实现债权，需要满足法律关于否认公司人格制度——“刺破公司面纱”——的规定条件。而实践中，如果公司的资产状况能够实现债权人的债权的情况下，债权人是不会通过否认公司人格制度实现自己债权的，一方面没有必要，另一方面否认公司人格的要件苛刻。所以，公司债权人利用公司人合性将股东作为连带债务人的时候，一定是公司已经资不抵债。而在公司资不抵债的时候，公司的股权就根本没有交换价值，也就是这部分股权对能否清偿他人债权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股东持有该公司的股权是否质押并不是与该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三人交易前关注的问题，他更关注的是股东的其他资产状况以及公司本身的资产和信用状况。因此，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并不对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的对外方面构成任何不利影响。
　　有观点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后，如果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债权人有权依法以该质押的股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质押的股权的价款优先受偿；或者股东作为债务人的情况时，以自己所持有的股权转让债权人手中，债权人成为了公司的新股东，从而影响公司的人合性和股东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对此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流质，所以质权人不可能因享有质权当然成为股权所有人。因此，质押权的实现并不会对公司股东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构成任何不利的影响。

二、 对肯定说的可行性评析

　　按照肯定说，股权质押应当使用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则，即为股东外第三人设定股权质押须经其他股东的同意，若其他股东不同意的，应当购买股权。也有观点认为应当，其他股东不同意的，质押人有权选择其他股东作为质押权人。
　　按照第一种观点，质押人在将股权质押时应当经其他股东同意，在其他股东不同意的情况下，质押人要实现通过股权质押融资的目的，须首先要求不同意的股东购买股权，只有其他股东不同意购买的情况下才可以质押。按照这个逻辑，在这个过程中，质押人需要具有对股权转让和设定质押的两个意思。但是，股东将股权质押的目的在于融资，其并没有将股权进行转让的意思。如果股东意图通过质押融资时并没有转让质押物的意思，那么其质押融资的目的就根本不能实现。相反，如果其已经具有了转让质押物的意思，那么质押融资对其又有何意义？因此，这种观点在实际中并没有可操作性，按照这种观点，物权法和担保法规定的股权质押形同虚设。
　　对于第二种观点，质押人在其他股东不同意质押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其他股东作为质押权人。但是根据担保法原理和相关规定，质押担保的目的是确保债务的履行，质押合同属于从合同，须有主合同（主债权）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主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质押合同无效，质押权也就无效。因此，质押人要求其他股东作为质押权人必须同时要求其他股东对其提供融资，否则将面临法律上的障碍，导致质押人不能通过设定股权质押融资。此种观点可以解决质押人须同时具有质押和转让意思的难题。但是，按照这种规则，质押人进行股权质押融资时，需要30天的时间以确定其他股东是否同意质押，该三十日天届满之后，质押人另需时间以确定该不同意的股东是否同意提供融资，因此，该规则不能满足质押人尽早实现融资的目的。另外，公司股东之间本来就具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假设其他股东有能力并愿意向质押人提供融资，该股东何须向其他第三人融资。同样，如果其他其他股东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向质押人提供融资，给质押人在设定质押权融资中设定前述程序又有何意义？
　　因此，按照肯定说的逻辑推演下去，我们发现肯定说欠缺实际可操作性，要么使股权质押制度成为虚设，要么在股权质押程序中设定毫无实际意义的障碍，从而影响股权质押和融资的效率和经济性。

三、 肯定说与现行法规冲突

　　根据物权法实施配套规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七条的规定，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应当提交的材料有：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记载有出质人姓名（名称）及其出资额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复印件或者出质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复印件（均需加盖公司印章）、质权合同、出质人、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出质人、质权人属于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名，属于法人的加盖法人印章，下同）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该办法并没有要求提交其他股东同意的书面材料。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时设立。也就是说，只要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股权质押即有效。但是按照肯定说，股权质押登记需其他股东同意方可有效，否则，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的质押无效。由此可见，股权质押登记后，按照担保法和物权法的规定，判断质押权是否有效就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物权法。那么，按此规定，根据担保法得出的肯定说不符合物权法的规定，应当以物权法为准。

四、 肯定说与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解释方法可以分为文字解释方法、逻辑解释方法、扩充解释方法、　限缩解释方法、当然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方法、比较解释方法和社会学解释方法。文字解释又称文意解释、语义解释方法等，指按法律用语之通常含义解释法律的方法。体系解释方法是指以全面考虑法律整合的结构关系或相关法条之规定为基础对法律所作的解释。系统解释的方法是为了全面、完整地把握立法精神和法律含义，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失却法律原意。社会学解释方法。社会学解释方法指运用社会学上的目的衡量、利益平衡、效果分析等方法进行法律解释的方法。目的解释方法指以法条的目的为根据阐明法律疑义的解释方法。
　　根据对文字解释方法和系统解释方法定义的考察，肯定说系依该两种解释方法得出。根据前文的分析，肯定说以维护公司的人合性作为中心理念和依据，而股权质押对公司人合性的影响已在前文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根据论证，我们发现，依据文字解释和体系解释方法得出的肯定说，其实现的目的不存在或者说对目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肯定说与目的解释方法相违背。股权质押要达到的社会意义在于，股东通过股权质押融通资金，促进资金流通和商业行为的进行，从而达到活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在这个活动中，质押人、其他股东以及职权人相互之间的利益应当得到平衡，而根据肯定说，其他股东的权利过大，导致质押人股权质押融资的目的很难实现，法律作为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可以说，肯定说导致法律对股权质押的规定根本不能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从而违背了社会学解释方法

五、 对担保法第78条第三款的理解

1、对担保法第78条第三款和公司法第72条的立法目的考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条的规定，公司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有三：一、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二、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三、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法第72条规定，对内转让股权的，无需经得股东同意，对外转让须经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不同意的应当购买，不购买的视为同意。结合公司法的立法目的，本条的具体目的就是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其中对股权转让人而言，就是对其股权转让的自由权予以保护；而对于其他股东而言，一方面事维护股权结构的稳定，另一方面则是确保公司股东之间的合作建立在相互的信任基础上。该目的从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中亦可看出。
　　如前所述，股权质押本身并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公司的人合性构成任何的不利影响。但是，股权一旦质押，就可能发生债权人实现质押权时将股权进行折价、拍卖或变卖的情形，即股权发生转让。此时，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东间相互间的信任将会发生变化，这将与公司法第72条的目的相冲突。因此，法律应当对质押权实现时有关股权转让进行必要的规制，正是出于对公司法第72条立法目的的贯彻和维护，担保法第78条第三款规定股权质押适用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也就是说，担保法第78条第三款的立法目的就是公司法第72条的立法目的。

2、公司法第72条的立法目的的实现与对担保法第78条第三款的理解

　　为实现公司法的立法目的，法律应当对质押权实现时有关股权转让进行必要的规制此原因。但是，目前我国法律对此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有司法解释有关于在执行阶段股权转让时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该规定直接以公权力决定该股权必须进行转让。但是，质押权的实现并不必须经过司法途径和强制执行阶段，在不经过司法途径实现质押权的情况下（即没有公权力介入对股权转让与否作出权威性判定的情况下），股权的转让与否应当以什么作为判断依据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质押股权的转让应当有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意，但是仅满足此条件就能决定股权转让与否的话，将导致公司法第72条意图实现的立法目的不能得到保护，因此，还应当根据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维护其他股东的权益，即，此时的股权转让应当经过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不同意的，应当购买，不购买的视为同意。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出于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维护，肯定说将担保法第78条关于股权质押规定解释为，股权质押须经过其他股东同意。但是，该观点意图维护的公司人合性并不会因为股权质押而受到任何的影响，并且该观点导致法律关于股权质押的规定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同时也导致进行股权质押融资面临许多毫无必要的法律障碍和时间成本，与法律规定的股权质押意图实现的社会效果背道而驰。从法律目的解释方法和社会学解释方法来看，肯定说违背了法律的目的和意图达到的社会效果。但不可否认，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存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该种信任不得轻易被打破，并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实现质押权的时候，质押股权将被转让，此时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将被打破。考察质押权人的目的，其仅仅希望获得股权的交换价值，其目的与公司股东希望维护公司原有的信任关系的目的并不冲突。因此，在实现股权的时候，就股权是否转让，应当适用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也就是说，对担保法第78条第三款中关于“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应当理解为股权质押权实现的时候，要按照按照公司法股权转让的有关规定。


为便于下文叙述，笔者将该观点称为“肯定说”。
http://baike.baidu.com/view/541000.htm
隋丽：《浅谈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

浅析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

会东县人民检察院 王凤 (xwangfeng@163.com)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二○○三年八月底颁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决定在部分省市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对此加强对该制度的理论研究，真正实现理论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是当前检察理论工作一个重要任务。在此仅对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作简单阐述。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目的是确保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的正确行使。严格意义上讲，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制度，而不是直接参与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是相对独立的，这符合监督的特性，在现行法律规定的现状下，也与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是相一致的。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将人民监督员独立监督与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办案相对分离是非常正确的。人民监督员作为监督者，既不能干涉检察机关的正常办案活动，又要切实起到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作用，也就不可能对检察机关的一切执法活动进行事无巨细的监督。检察机关的许多执法活动也是非常具有技术性的，人民监督员也难以对其进行监督。因此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应当是有所选择、有所偏重的。在实际工作中，应当从人民群众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强烈的问题入手；应当从可能制约司法公正的环节入手；从检察机关执法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入手；从检察机关受到监督制约比较薄弱的环节入手。
根据中共十六大的报告，改革的目标是要使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就要求司法公正必须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前提，前者是司法判断标准，后者是社会判断标准，前者具有专业化和司法化，后者具有大众化和社会化。要使司法制度为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也就少不了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评价，只有引入社会的公平正义观来衡量司法是非观和公正观，才可能保证司法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检察机关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实际上就是让社会来评价检察机关执法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人民监督员的特性决定了人民监督员不可能对司法机关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监督，司法改革的职业化方向也表明了类似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如何适用法律应当由职业性的检察官来判断。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也只能针对案件事实部分，因为对于事实的判断，多数情况下只要具备一定生活常识人都能够分析、确认，从而对案件性质有更清楚、明确的界定。人民监督员只需以一般民众的是非观和认识水平来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证据的真实性和事实的认定加以判断和权衡。这从形式上看，人民监督员的权力范围小了，但从实质上是将人民监督员制度落到了实处。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中明确了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几乎包括了检察工作的全部。在监督范围中又有所区别，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拟作撤案、不起诉和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简称“三类”案件），这是监督的重点；二是发现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超期羁押、违法搜查扣押冻结、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或办案人员循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有权提出纠正意见；三是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其他执法活动中的违法情况，可以提出建议和意见，接受人民群众对检察人员的投诉，转交检察举报、控告；四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人民监督人员，可以对本地检察工作实施监督。《规定》对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的规定在此现仅对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四类案件进行分析。
(一) 撤销案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有关规定，检察机关作撤销案件的条件是：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没有犯罪事实的，或者依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和不是犯罪的；虽有犯罪事实，但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具有刑事诉讼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而撤销案件的，虽涉及一些法律适用的问题，但这些法律适用并不需要很高深的法律知识就能够判断。对于没有犯罪事实或虽有犯罪事实而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应撤销案件的，这基本上是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很少涉及法律适用问题。上述情况对法律知识不是很深的人民监督员来讲，检察机关是否可以作撤案处理，是能够独立做出判断的。对于依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和不是犯罪的，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些疑难案件，涉及法律适用的成份多一些，有时还需具有较高的法律水平才能够加以判断。作为法律水平一般的人民监督员对这类案件的监督有时可能勉为其难。但从总体上讲，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拟撤销案件的监督是基本能够胜任的。
（二）拟作不诉案件
检察机关拟作不诉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为三种情形，一是绝对不诉，既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应当作不起诉决定；二是存疑不诉，既经补充侦查仍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三是相对不诉，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诉决定。对于绝对不诉，如前对撤销案件所述中谈到，作为一般法律水平的人民监督员是基本能够独立判断的。对于存疑不诉，主要涉及对证据的真实性和事实的认定问题，较少涉及法律的适用问题，因此，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拟作存疑不诉的案件也基本上能够进行有效监督。对于相对不诉案件，其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已构成犯罪，因此其法律适用问题实际上已基本解决，对于是否拟作不诉决定，实际上是对犯罪情节是否轻微的判断，是对案件对社会产生的危害程度的判断，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判断有赖于社会的价值评判，而不仅是司法判断的问题，这对于人民监督员来讲，这正是他们的长处，检察机关也正需要听一听社会对案件危害程度的看法，以确保案件的正确处理。所以，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拟作不诉的监督是能够胜任的。
（三）直接受理案件
对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作出撤销案件和不诉决定后，实际上是对案件诉讼程序的终止，且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些案件的一切过程都是由检察机关一手操作的，外部监督非常薄弱。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很少有具体的、确定的受害人，也就很少有一般刑事案件中受害人对案件的制约权力，也没有一般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终极决定的申请复议等的制约权力。因此，对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具有决定性的处理加强外部监督是尤为必要的。如前所述，将这两类案件交由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也是非常可行的。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直接受理案件中还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案件，也就是最初侦查的时候涉嫌数额非常大，但到最后起诉时数额非常小，在社会上也造成很不利的影响。检察机关在对这种情况的处理也是很具有决定性的，对这类案件也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外部监督。
（四）本地检察工作
检察院负责的具体检察工作是方方面面的，现就对侦察监督部门的具体工作做一下分析。按照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逮捕的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只有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才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以及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判断起来问题不大。但对于是否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以及是否有逮捕必要，这涉及很多专业技术问题。是否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是否有逮捕必要，这涉及侦查技术问题。而这些作为人民监督员来讲，有些问题是难以作出判断的。就在实践中，对于是否属于错捕，司法机关有时也难以作出统一的判断。因此对于逮捕决定的监督，人民监督员是难以胜任的。从实践中来看，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比例是也是不多的。更为重要的是，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外部监督制约也是比较强的，如果检察机关的逮捕属于错捕的情况下，案件当事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并且是否应该进行赔偿，也并非检察机关能够作出最终决定的，而是由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如果检察机关不予赔偿，当事人还可申请强制执行。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直接受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决定进行监督，将这种监督交由法律水平一般的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不是很实际，要么这种监督流于形式，要么就会对检察机关的正常执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上，就要防止这样的形式主义。
综上所述，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一项外部监督机制，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是一项积极的司法改革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