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
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湘财建〔２００７〕７５号
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财政局、国土资源局：
为进一步深化探矿权、采矿权（以下简称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调整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关系，加强矿业权价款征收和使用管理，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２００６〕６９４号）以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建〔２００６〕３９４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我们制定了《湖南省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暂行办法》，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省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暂行办法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
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湖南省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探矿权、采矿权（以下简称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调整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关系，加强矿业权价款征收和使用管理，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２００６〕６９４号）以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建〔２００６〕３９４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矿业权价款是指国家将其出资（包括各级财政出资，下同）勘查形成的矿产地、矿业权空白地的矿业权出让给矿业权申请人时，按规定向矿业权申请人收取的扣除出让成本后的价款。
第三条 矿业权价款纳入财政专项收支预算管理，收入全部缴入财政，支出一律由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安排，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二章 矿业权价款的收缴
第四条 全面实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
出让新的矿业权，除国家规定可以协议出让的以外，一律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出让。以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的，其缴纳的价款不得低于类似条件下的市场价；以竞争方式出让矿业权的，价款为最终的成交价。
本文发布前已发放采矿许可证但未缴纳采矿权价款的矿山，在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变更登记时，由采矿权人按评估确认价缴纳采矿权价款。
已发放勘查许可证的商业性探矿权，未缴纳探矿权价款的，在办理探矿权转让、探矿权转采矿权时，由探矿权人按评估备案价扣除勘查成本和勘查行业平均利润后补缴探矿权价款。勘查成本按国土资源调查预算标准核定，行业平均利润（节余）率由省财政厅和省国土资源厅联合发布。
第五条 矿业权价款收入由财政部门及其非税收入管理机构负责征收管理工作，国土资源部门依审批发证权限负责具体执收。省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征收中央和省发证的矿业权价款；市（州）、县（市）分别负责征收本级发证权限范围内的矿业权价款。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可以委托下级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征收应由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征收的价款，委托的范围、时限由上级国土资源部门确定，并将委托征收协议送同级财政部门及其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备案。
第六条 由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审批发证的矿业权价款按以下比例分成：
（一）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业权，其矿业权出让价款扣除出让直接成本费用后，中央和省实行２∶８比例分成，留省部分按３∶２∶５比例在省、市（州）、县（市）之间分成。县（市）分成部分应按一定比例安排给矿区所在地的乡镇、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具体比例和使用由县（市）人民政府确定。
（二）矿业权空白地的矿业权出让价款，在扣除出让直接成本费用后，在省、市（州）、县（市）之间按３∶２∶５比例分成。
（三）国家和其他投资主体合作勘查形成的矿业权，先按有关规定对探矿权进行有偿处置，再按出资比例确定国家出让收入和其他投资主体收入。国家出让收入按本办法的规定在中央、省、市（州）、县（市）之间分成。
第七条 由国家出资的市（州）、县（市）国土资源部门审批发证的矿业权价款实行中央与市（州）、县（市）２∶８比例分成。
第八条 矿业权价款收入按以下程序缴纳：
（一）由负责组织出让工作的国土资源部门开具缴款通知书和《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通知矿业权人（或矿业权申请人）缴纳价款。缴款通知书应载明缴纳总额、分级缴纳的额度、缴纳账户、缴纳期限等。分期缴纳的还必须明确分期缴纳的额度和时限。
（二）矿业权人或矿业权申请人在接到缴款通知书７个工作日内，按缴款通知书和《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要求，将应缴价款足额缴入财政部门设立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三）应上缴中央的矿业权价款先缴入省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再由省财政厅通过国库划缴中央。
第九条 对已出让的矿业权，矿业权人一次性缴纳矿业权价款确有困难的，经审批登记管理机关和审批登记管理的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可在矿业权有效期限内分期缴纳，也可以折股方式缴纳。其中探矿权价款最多可分２年缴纳，第一年缴纳比例不应低于６０％；采矿权价款最多可分４年缴纳，第一年缴纳比例不应低于３０％。分期缴纳价款的探矿权、采矿权人应承担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的资金占用费。
对新出让的矿业权，矿业权人必须在签订出让合同６０天内缴清全部价款，原则上不得以折股方式缴纳，不能按期缴纳价款的，解除出让合同，其保证金不予返回。
第十条 凡未有偿处置矿业权的国有矿山企业，矿业权出让价款经省以上审批登记机关批准按以下方式处置：
（一）国有矿山企业破产和改制成非国有矿山企业的，矿业权价款２０％上缴中央，２５％上缴省财政，其余部分经省级国有资源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准后，由矿山所在地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用于国有矿山企业职工安置；
（二）国有矿山企业改制成国有控股或参股矿山企业的，矿业权价款２０％上缴中央，２５％上缴省财政，剩余部分经省级财政部门批准后，用于国有矿山企业的改制成本支出。对以资金方式缴纳矿业权价款确有困难的国有矿山企业，按照自愿的原则，经省级国有资源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准，可以将应缴纳的矿业权价款部分或全部以折股方式缴纳，应缴中央价款的折股，由中央地勘基金机构持有，应缴省级价款的折股，由省国土资源厅和省财政厅委托省土地资本经营公司持有。折股与持股管理的具体办法，按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建〔２００６〕６９４号文件执行。
（三）国有矿山企业既不破产也不改制的，在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时缴纳采矿权价款，一次性缴纳确有困难的，依本办法的规定，经登记管理机关及其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可以分期缴纳。
第十一条 对本通知发布之前探矿权、采矿权人无偿占有属于国家出资（包括中央财政出资、地方财政出资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下同）探明矿产地的探矿权和无偿取得的采矿权，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进行清理，并对清理后的探矿权、采矿权进行评估，其中采矿权按照剩余资源储量进行评估。探矿权、采矿权人按照探矿权、采矿权审批登记管理机关确认、或备案的价款评估结果，首先应当以资金方式向国家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对以资金方式向国家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确有困难的，可遵循探矿权、采矿权人自愿原则，按照本通知有关规定报经批准后，以折股方式缴纳。
第十二条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建〔２００６〕６９４号文件发布之前，国有地勘单位已经登记持有的由中央矿产资源补偿费出资（以下简称资补）、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地质勘查（以下简称财补）形成的矿业权、国土资源大调查和中央危机矿山地质勘查形成的矿业权，按以下办法处置：
（一）地勘单位申请转让或以其他形式处置资补和财补探矿权的，先对探矿权进行价款评估，由地勘单位一次性向国家缴纳探矿权价款，再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二）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的探矿权处置按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厅发〔２００６〕６２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三）中央危机矿山地质勘查形成的勘查成果，按已发证矿山的管理办法处置。
第十三条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建（２００６）６９４号文件发布前已注销的矿业权、发布后新登记的中央各类出资形成的矿业权、省及以下财政历年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业权，除省人民政府另有规定外，由省国土资源部门按照管理权限以市场竞争方式有偿处置。
第三章 矿业权价款的使用
第十四条 转让国家出资形成的矿业权，以及国有、国有控股企业及事业单位转让矿业权，应当在国土资源市场以竞争方式公开交易，以其他形式处置国家出资形成的矿业权，国家出资应得的收益不得低于类似条件下的市场价，并报经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批准。
第十五条 省、市（州）、县（市）收取的矿业权价款必须依法专项用于矿产资源勘查支出、矿产资源保护支出、地质灾害防治支出、矿产资源管理业务支出和征收业务支出，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六条 矿产资源勘查支出主要包括：省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重要矿产资源的勘查；主要区域成矿带矿产调查；重要基础地质工作调查；成矿预测与基础地质研究；重要找矿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推广与应用等。
矿产资源保护支出主要包括：采矿、选矿方法研究与运用；生产工艺技术改造；难选冶矿石、低品位矿石、尾矿的利用；矿山勘查、开发秩序维护等。
地质灾害防治支出主要包括：地质灾害日常监测；地质灾害勘查和治理；地下水动态监测；矿山地质环境调查、评价、恢复与治理等。
矿产资源管理业务支出主要包括：矿产资源规划、储量管理、信息化建设、矿产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执法、地质资料管理、矿业权管理、地质科研、组织项目实施、矿业权评估确认、矿业权出让成本费等。
征收业务支出是省、市（州）、县（市）国土资源部门、财政部门在征收价款过程中所需的征收成本支出，按不高于缴入同级财政价款总额的５％安排。
第十七条 矿业权出让直接成本费用可按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的矿业权价款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具体计提标准为：矿业权价款成交额在１００万元（含１００万元）以下的，按１０％核定出让直接成本费（最低不低于５万元）；成交价款１００—５００万元（含５００万元）以内的，按８％核定出让直接成本费；成交价款５００—１０００万元（含１０００万元）以内的，按６％核定出让直接成本费；成交价款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按４％核定出让直接成本费。计提的出让直接成本费由国土资源部门报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用于实施具体出让工作中直接发生的有关费用开支。出让直接成本支出节余部分缴入同级财政，纳入部门预算，用于矿业权出让的相关支出。
第十八条 矿业权价款收入和支出纳入预算管理。由国土资源部门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向同级财政部门申报年度使用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省、市（州）、县（市）国土资源部门应建立矿业权处置和价款征收台账，载明矿业权处置方式、矿业权评估或成交价总额、应缴中央、省、市（州）、县（市）的价款、已缴价款；分期缴纳的还应载明期限与分期应缴、已缴额度等，并及时向财政部门报送有关报表和资料。
第二十条 省、市（州）、县（市）国土资源部门要对相关缴款凭证及资料进行审核。对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矿业权价款的，不得发放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财政部门要及时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核对矿业权价款的收缴、使用情况，确保矿业权价款收入的及时、足额收取，确保矿业权价款的依法、合理使用。
第二十一条 各级财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大对矿业权价款征收、使用中各种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要依法对违规减免、不履行收费职责，应收不收，不及时足额缴库，截留、坐支、挪用及商业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从严查处，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国土资源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规定为准。
恶意抗辩与合同无效的认定
一、恶意抗辩的涵义、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
抗辩权主要是指基于实体法上的规定而享有的对抗对方请求权的一种权利。所谓恶意抗辩，指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而针对对方的请求提出抗辩，实际上是一种滥用抗辩权的行为。[1] 当前在合同纠纷诉讼中，经常会遇到这种通过恶意抗辩而逃避承担违约责任的现象。在司法实践当中，恶意抗辩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签定后，主动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以拒绝履行合同；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签定后，有意不履行合同，待对方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合同时，再针对对方诉求提出抗辩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
导致恶意抗辩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原因就是在合同签定以后，发生了一些事由，导致一方当事人不愿再继续履行原合同，从而借恶意抗辩来否认合同的效力以达到逃避合同责任或追求更大利益的目的。试举两个例子说明：例一、我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甲为其母乙购买一份意外险，乙系文盲，未书面认可该合同，但某保险公司仍承保并出具报单。后乙死亡，甲要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属无效合同，并拒绝支付保险金。例二、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某房地产开发商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隐瞒该事实，与大量购房者签定了购房合同。后因房假大幅上涨，该开发商主动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购房者签定的购房合同无效。例一、例二都属于比较典型的恶意抗辩，其产生的原因就是为了逃避合同义务，避免承担责任和追求额外的利益。
二、司法实践中恶意抗辩不应得到支持：
对于恶意抗辩行为能不能支持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就此做出司法解释。由于我国法律对恶意抗辩缺乏限制，恶意抗辩的案例时有发生，由于法律规定的缺乏又同时导致了审判实践中的混乱，因此，明确对恶意抗辩的观点就显得很有必要。笔者认为恶意抗辩不应得到支持，主要理由分述如下：
首先，恶意抗辩不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抗辩行为人的行为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不应得到支持。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当事人在一些特定事由发生后或是与对方当事人发生纠纷以后，常常为了拒绝履行合同义务、避免承担合同责任而找出各种理由来主张合同无效，这种状况不利于合同的严守，也不利于强化交易中的诚信观念。恶意抗辩通常都表现为一方在原先签约基础与事实发生变化后，公然的承认自己违法、欺诈，并以此来主张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合同无效追求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这样的行为和诚信原则完全是对立的，这种恶意抗辩行为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理应驳回。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原则中的帝王条款，对该原则的遵守同时也体现了民事主体基本的商业道德。如果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其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却仍然从事该行为，事后又因为这份合同的履行对其不利而主张合同无效以逃避合同义务，其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此类行为予以支持，无异于鼓励不诚信，在我国这样一个诚信意思尚不够强的国家实行此种制度，将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市场行情变化而使履行合同带来的不利益大于因承担合同无效责任而丧失的利益时，就会促使人们选择后者，即以合同无效为借口而逃避合同的义务，必然会助长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讲信誉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现象。[8]
其次，支持恶意抗辩违背了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提倡社会公共道德。确认合同无效体现了国家对民事主体所从事的民事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制度主要是防止、制裁违法行为。而在恶意抗辩情形下，违法行为人是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使其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笔者认为，这样就根本违背了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如果恶意抗辩得到支持，那么善意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支持，相反违法行为人不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还将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这正是象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乃是一种奇怪的法律。”[3]如果认可恶意抗辩，允许当事人通过恶意抗辩逃避责任，不仅严重背离法律的价值取向，且必将极大的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如前述保险法五十六条的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避免在被保险人人身上发生的道德风险，从立法目的和宗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规定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管理性的要求，对这一规定的正确理解应当是说保险公司在签发保单前应尽审查义务，以防止投保人恶意投保，事后为取得保险金而恶意伤害被保险人。因此，笔者认为只有被保险人才能主张非被保险人亲自签名从而主张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保险公司都不得以此主张合同无效。如果对保险公司的恶意抗辩行为给予肯
定，则不符合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也不利于制裁违法的恶意抗辩的行为人。
再者，如果认可恶意抗辩实际就是肯定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利，将会纵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一方在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因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便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一旦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有利便认为合同有效，如果这种合同无效的主张能够成立，则将会起到纵容不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后果。这就是说，违法行为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从而使合同无效制度成为其追求某种不正当甚至违法利益的手段。[4]
在我们的司法活动中，如果恶意抗辩一方的诉求能得到法律的支持，那么，其他民事主体将群起效仿，这将极大的损害诚信和公平原则在整个社会的认知度，这与我们构建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三、完善立法可防止、减少和遏制恶意抗辩
合同法实施前的无效合同制度，过于强调国家干预，导致司法实践中确认无效合同的范围过于宽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甚至政府部门制定的红头文件，都可能成为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在这样的制度下，当事人恶意抗辩并获得支持的情形不在少数。
新的合同法突出并强调了合同法的私法属性，淡化了国家公权力对合同的干预，极大的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和外延。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不是所有违法行为都会导致合同无效，而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被确认为无效；合同法同时还规定，非根本性条款欠缺的合同在补救后可继续履行；合同法同时设立了可撤销合同制度、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使得意思表示不真实及主体不合格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解决了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可以说，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则更鲜明地体现了合同法尽可能的缩小无效合同范围的立法宗旨。
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恶意抗辩，但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无效合同范围的限缩以及对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并遏制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但是，现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不能完全遏制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如前所述，合同法52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是，什么样的规定才属于“强制性规定”？合同法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并界定“强制性规定”，不同的主体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场仍可能对合同效力作出不同的认定，则仍将很难从立法上控制无效合同范围的扩大化，恶意抗辩也就同样不可避免。
现在，很多学者对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做了进一步的分类，将其分为取缔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两类。取缔性规定又称管理性规定，其设立目的主要是加强公权力对某类行为的监管。违反取缔性规定但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对违反取缔性规定的合同主体可以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但不能因此否认合同的有效性。如果违反取缔性规定的合同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那它就是无效的。效力性规定就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符合这些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将导致不成立或无效的。按照这一分类方法来确认合同效力，许多关于合同无效的争论将会自动终止，恶意抗辩也将得到更有效的遏止。
当然，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应尽快从立法上明确制止滥用无效合同宣告权的恶意抗辩行为。辽宁高院以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该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3条第2款已做出了反对恶意抗辩的规定“在当事人一方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中，越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而另一方当事人为善意、无过失，此种情况下，如果越权行为人主动提出确认合同无效，则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四、小结
恶意抗辩产生的主观原因是利益驱使，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客观上给恶意抗辩提供了土壤。恶意抗辩不符合基本的诚信原则，有悖于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得到支持。我们应不断完善法律，加强诚信教育，从根本上遏止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以维护法律的庄严，并切实保护善意合同相对人的利益。
（作者：福建厦门今朝律师事务所 张建平律师）
[1] 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
[2]参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1] 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
[3]方流芳：《从王海现象看受欺诈人的法律救济问题》，载《湘江法律评论》第一卷。
[4] 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