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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官”职务犯罪情况的特点及预防对策

　　　　　　　　　　　　　　景县人民检察院 李宁 张海鹏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以及持续加大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扶持、投入力度，农村、农民收入均得到迅速发展。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农村基层村级组织人员为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各种因素的诱惑，在农村财富不断增加和政策发展机会不断涌来的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也就是所谓的“村官”职务犯罪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信访举报、告发上诉事件逐年增多，广大农民对此类案件反映强烈，日益成为激化农村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以笔者所在院受理的举报线索和查办情况来看，关于“村官”犯罪的举报线索和查处情况也是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9年到2012年10月份，共受理各类举报线索283件，其中涉及农村的线索112件，占总受理线索数的39%。2011年，本院共受理来信来访案件106件，其中涉及村干部职务案件的29件；2012年至10月份，共受理来信来访56件，其中涉及村干部职务案件的26件，这不仅造成了国家投入的涉农资产的大量损失，也严重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进一步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笔者结合本院工作实际，以近年来笔者所在院依法查办的“村官”职务犯罪情况展开分析，并就相关预防对策，结合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谈点思考，也希望在促进农村村级组织人员队伍建设上有所帮助。

一、村官职务犯罪方面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

这些信访举报案件中，经分类统计，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管理环节。该环节的涉案人员主要是参与管理和直接经手具体事务、资金的乡（镇）、站所领导职工、村委干部等，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或挪用农村基础建设资金。从我院近两年受理的案件线索看，一般表现为，贪占土地承包费和宅基费等集体财产，这类案件占举报线索的24%。

2、专项款物管理环节。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社会保障等专项款物管理环节，一些村干部利用灾害申报、处理紧急，监督滞后等因素，对村民隐瞒国家惠农政策、补贴标准，暗箱操作，大肆国家涉农资金侵吞。犯罪主体多是采取对经手的资金进行克扣，虚列造表、伪造签字、欺骗审批等手段，骗取公款据为己有。一些资金管理人员借机构人员配备不齐，集部门领导、出纳、会计职权于一身，一人大权独揽，无人监管，挪用专款大肆挥霍。2010年、2011年我院受理这类案件线索有12件，占举报线索的10%。

3、退耕还林、粮食补贴资金管理环节。在退耕还林过程中，由于该工程涉及全县每个乡镇千家万户，点多面广，职能主管部门县林业局无法全面抽调人员全程参与，且规划面积是通过卫星测绘锁定，覆盖了农户土地、沟道面积，而一些沟道原本没有划给农户，一些村委干部在参与对退耕还林土地丈量、测算和申报过程中，利用沟道归属模糊，农户不知晓如何处理的心理，将该沟道所占面积虚列户名上报后骗取资金占为己有。在粮食补贴过程中，部分村干部多报耕地亩数，骗取国家补贴。从我院受理的112起案件线索来看，反映涉嫌贪污退耕还林款、粮食直补款的问题较为突出。其中反映村干部在发放粮食直补、林业补贴的过程中涉嫌贪占的有56件，占举报线索的50%。

4、农村资金管理环节。部分村财务制度不健全，不按规定由财务人员管理款项，部分款项而是由村干部直接管理，不入财务账，致使资金长期滞留于个人手中，完全脱离监管，用随心所欲，导致资金被贪污、挪用挥霍一空。二是入账发票不正规，用收据和打“白条”的形式入账。从我院近两年受理的案件线索年，一般表现为，村财务不公开或公开不及时、不真实的问题，这类问题占受理案件线索的100%。

二、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案件潜伏时间长

由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连选连任上没有明文限制，任职时间长的村支书、村主任、财会人员，通常利用职务便利，采取收入不入帐等手段，连续作案，不易被发现。从查处的案件反映来看，从开始作案、连续作案到罪行被发现的，潜伏期最短的不少于1年，最长的长达10年之久，而2年到6年的则占70%。

（二）窝案串案比例大

随着对农村监管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规定也得以进一步完善，使得过去个别村干部“单枪匹马”就能捞取好处的机会明显减少，“动作”空间明显缩小。如果不是几个环节、几个岗位合谋，很难实现贪占目的。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形式也由过去的个体腐败向群众腐败转变。

（三）作案手段简单直白

从查处情况看，“村官”作案手段中收入不入帐、白条入帐或虚设项目套取现金私分等方式占绝大部分，如今年6月查处的某村委会贪污窝案，其作案手段就是在收到征地补偿款，以修建村公路、村办工作室为名,虚报冒领，由村支书、村主任、副主任和村会计等4人私分。其次是大量用餐饮、娱乐等各种不需填开内容的发票，以各种可以规避财务管理规定的方式报帐，冲销个人或违法开支，甚至套取现金私分。

（四）发案领域受当地经济发展态势影响较大

如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城乡结合部，职务犯罪多发于征地、拆迁等补偿款的管理使用过程中，而在经济相对较落后的山区，则多发于新农村建设、农村基层设施建设以及各种农民补贴资金的分配、管理和发放中。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中，诸如“村中道”等小微型工程，由于其单项造价低、施工点多，监管难度大，从而为职务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擦边球”现象突出

随着国家反腐败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村官”对违法犯罪的认识也逐渐提高，“规避”职务犯罪的意识也不断提升。从受理的举报线索来看，有约占60%无法立案处理。其原因，或是因为村民联名举报，给了其补正的时间；或是因证据被有意识的引导缺失，造成认罪但无法定罪；或是帐面规避制造查处难度和成本，弱化查办部门的打击决心等等。

三、村官职务犯罪原因分析

一是部分村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在一些案件的查办过程中我们发现，通过近几年的宣教工作，大部分基层干部已经有了一定的法制观念，知道那些事该做，那些事不该做。但同时他们的这种法制观念非常单薄，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往往在一些实际问题上把握不住。如公款私存、挪用公款偿还村里其他债务等问题都是由于法制观念的淡薄造成的。这些人往往认为：只要不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只要是为村里办事，就不算违纪违法。因此说法制观念在一些基层干部的心中依然淡薄。

还有一些农村干部对国家法律法规知之甚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认识严重不足，加上私心杂念太重，私欲澎胀，经不起金钱诱惑，存在着“有机会捞一把”的侥幸心理，最终走上了贪污挪用的犯罪道路

二是部分村干部家长式粗暴、野蛮作风。现在一些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中普遍存在家长式粗暴、野蛮作风，这些人没有民主的概念，在作出决策的时候不征求意见，在村里的事务上专横独裁。如私自收费、敲诈勒索等行为，都是粗暴、野蛮作风的体现。此类案件往往牵涉的金额不大，但是激起的民愤很大，经常造成农村不稳定因素。

保姆权益的保护之初探

山东师范大学 杭鹏

前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家庭义无精力顾及家务，保姆这一行业随之发展起来。保姆业，或者说家政服务业，在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方便的同时，也给一大批人带来了就业机会，为社会和谐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当保姆为他人辛劳服务时，她们的权益却遭到了严重侵害。怎样保护保姆的合法权益?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保姆权益，被法律遗忘的角落
去年12月24日，安徽保姆周岱兰从上海雇主家的4楼摔下，经抢救生命无忧，但须需做手术方可免于终生瘫痪。可是，贫穷的周岱兰对于高额的医药费无能为力；已为其支付2万元的雇主也表示难以为继。律师告诉周家：不签约的保姆和钟点工，不在劳动法和上海有关地方法规保护范围之列。
其实不知周岱兰一人，全国各地的保姆们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时，都很难得到必要的保护和救济。许多劳动中介机构按月向保姆收取中介费却不对保姆负责；因未订立劳动合同，劳动中介机构和雇主就保姆工伤、福利等相互推诿；其他劳动则享有的假日加薪，在节假日承担比平常更多劳务负担的保姆却不享有……可以说，保姆权益受损几乎是全方位的。
保姆权益受损背后的法律真空。由于保姆业的隐蔽性、分散性，我国劳动法律法规未将其纳入劳动者范畴，这意味着保姆连劳动者的身份都不想游，更谈不上用劳动法维权了。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对与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雇主通过中介或熟人方式雇用保姆，由于雇主非用人单位，保姆又被排除在了劳动合同法保护范围之外。即使劳动关系的确立不再以是否订立劳动合同为标准，这对于被排斥在劳动法之外的保姆也没多大意义。她们利益受损只能求助于民事赔偿，而民事赔偿数额通常是不能与劳动赔偿相比。保姆的合法权益，成了一个被法律遗忘的角落。

二、家政公司的两难处境
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人们颇兴奋了一番，认为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派遣作了详细规定，只要将现在的家政公司改造成劳务派遣性质，与保姆订立劳动合同，是其成为公司员工，就可忽略上一节提到的法律真空，保障保姆合法权益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经验告诉我们，一部新法律的实际效果常常与他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就在人们为劳动合同法欢呼时，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家政公司纷纷宣布中止已在尝试的福利性质的保姆员工化道路，打算以后只做 中介服务，以求自身生存。为什么会这样？
在实际生活中，家政公司分为两种模式。单纯的中介公司，只负责介绍保姆与雇主见面，有保姆与雇主之间直接确定雇佣关系，中介公司在中介活动结束后，无需为此承担责任；培训跟踪管理式家政公司，以公司名义与雇主签订服务合同，保姆受公司培训管理委派向雇主提供服务。后一种就属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劳务派遣，也是今后家政服务业的发展趋向。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若所有保姆都能成为正规家长公司的员工，享受劳动法规定的工资社保福利待遇，对保姆来说当然再好不过。可与此同时，这也将大大加重家政公司的负担。在当今家政服务费偏低的现实中，绝大多数家政公司的利润比其他行业微波许多，根本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实现法律义务意义上的保姆员工化。
于是家政公司面对劳动合同法，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两难境地。要想把企业做大做强，必须事先保姆员工化，以求提高企业的专业服务水平；而实现保姆员工化，无疑要承担很重的负担，也许企业生存都成了问题，更别说做大做强了。因此，许多家政公司只希望保持中介服务身份，尽量厘清与保姆的关系，而这一结果的最大利益受害者，还是保姆。

三、保姆权益保护的法理依据
保姆业是劳动者。在劳动法中，劳动者是指达到了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取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自然人。无论经过何种方式，保姆一旦在雇主家中从事劳务，付出了时间和精力，给雇主生活提供了方便和舒适，并一次获得报酬，她们就属于劳动者。法律不应当因为保姆工作的隐蔽性、分散性就否认她们劳动者的地位和权利。无论保姆是否订立劳动合同，跟谁订立合同，都有权受法律保护。
劳动法的鼓励稳定原则要求对保姆权益提供保护。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决定经济发展，劳动部稳定的社会是不会稳定的，这也是社会利益的最高层次。现实中，保姆权益得不到保护，致使许多保姆放弃了该职业，造成了近年来一些地区的“保姆荒”现象，已经影响了社会和谐。因此，鼓励稳定原则要求社会从多方面保护保姆权益。
劳动法的社会法性质决定了保姆权益保护的最大义务主体是负有社会公共服务责任的政府。行政法学福利论认为，在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中，行政机关的权力就是不断为公民谋取福利的义务，而公民具有充分享受福利的权利。因此，当保姆权益遭到侵害需要保护救济时，政府当然地负有相应救济和保护的义务。

四、全方位保护保姆的权益
保姆权益保护现已上升为一个颇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他涉及了树木巨大的保姆、雇主、家政公司三方利益主体，影响《劳动合同法》的有效实施；它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凸现了导致我国社会不和谐的某些深层次问题。因此，用关方面应采取措施全方位保护保姆的权益。
?一?在立法上切实有效的保护保姆作为劳动者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当前保姆利益受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新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也给我们留下了遗憾。在以后最高院司法解释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活动中，应将劳动作扩大解释，把保姆?不论是劳务派遣保姆还是私人雇用保姆?纳入劳动者范畴，为保护保姆权益提供法律依据。
?二?政府应当扶持有实力的正规家政公司做大作强，净化家政市场环境。现实中，保姆权益受损通常是一些不正规的小中介机构所致，从这一方面看，劳务派遣性质的家政公司确实值得提倡，只是这样商业成本太高。对此，政府应对实现家政服务员工化的正规家政企业提供优惠和补贴政策，保证保姆能和其它工种一样获得工资福利保险等权益。
?三?政府劳保部门应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出台劳动合同最低标准。虽然我们鼓励劳务派遣式家政服务，但现实中仍将有雇主、保姆出于眼前利益私雇模式。对此，出台类似于集体合同的劳动合同最低标准，规定任何低于该标准的合同都无效而执行该标准，将有利于保障私雇保姆的权益。
?四?强制雇主为保姆购买意外保险，否则应承担相关责任。劳动合同法拒绝将私雇保姆纳入其规制范围，尤其合理考虑。相对于用人单位，个人或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是很低的，让雇主处于用人单位的地位很可能会因保姆的意外伤害而倾家荡产，这对于雇主也是不公的。因此，法律应课加给雇主一定的注意义务，强制其为私雇保姆购买意外保险，借以转移或减少雇主风险。若雇主据购保险，则有可能因违反注意义务承担高额赔偿，这也是对其应有的惩罚。

愿那些为别人提供方便与舒适的保姆们，也能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