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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调查方法探源（续）

何家弘
三、勘验鉴定法

在以刑讯为主的问案方法缓慢发展的同时，勘验鉴定法也登上了证据调查的历史舞台，因为案件中证据的收集和评断需要现场勘验和专家鉴定。在我国，周朝时便有了勘伤验创的实践。而到了秦朝，勘验鉴定制度即已初具规模。据《秦简·封诊式》中记载的案例情况来看，当时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勘验和鉴定的作法。首先，勘验工作已有专人负责，即由基层司法官吏“令史”带领官奴“牢隶臣”进行。其次，现场勘查记录不仅十分详细，而且比较规范化。例如，在“穴盗篇”中，勘验者详细记录了现场上手印、膝印、鞋印和工具痕迹的数量、位置和形状，而且用语相当规范。最后，办案中遇到的专门问题要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来进行检验和鉴定。例如，麻风病要由医生进行鉴定；流产则由官府女奴“隶妾”进行检验。

唐朝时，法律中开始有了关于勘验鉴定责任规定。如《唐律疏议·诈伪》中规定：“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检者，以故入人罪论。”这说明当时在办案实践中已十分重视勘验鉴定结论的作用。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勘验鉴定法长足发展的时期。《宋刑统》中规定对于杀伤和非正常死亡的案件要进行初检和复检，以确保结论的准确。现场勘验由检验官吏负责；如有尸体，则有仵作参加；而检验妇女下身则由坐婆进行。世界上现存最早一部系统的法医著作——《洗冤集录》即成书于宋代。该书作者宋慈在序言中开宗明义道：“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由此可见，现场勘验已被视为重大刑事案件调查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元明清各朝的勘验鉴定制度基本上沿袭宋制，但内容已超出了法医检验的范围。人们不仅重视对尸体和人体的检验，而且开始重视对各种物证的检验，并有了专门检验伪金银、伪印鉴、伪钞及作案工具等物证的人员——“行人”。例如，《元曲章·儒吏考试程式》中说：“诸滥伪之物及伪造所用作杖，皆须行人辨验。穿窬、发冢、杀人之物亦同。”

以火药燃烧产生的气体压力为动力来发射弹丸的枪最早出现于宋代，但枪弹检验的记载则始见于清代。１６９４年，由清朝律例馆校正、由朝廷正式颁发的《校正本洗冤录》中指出：“受鸟枪伤者，有枪眼可验，及于骨者，亦可复检，唯肛腹凹之处，日久腐烂，无迹可验，须将棺内腐烂之物一并淘洗，如系枪伤，必有枪子，又恐死亲仵作，怀挟枪子，混入图害，务须严防。”又说：“枪子伤人着肉里者，以大吸铁石吸之，其子自出。”１７９６年，李观澜在《检验杂说歌诀》中详细解说了枪伤检验的要点：
先看衣上焦眼痕，次验受伤进出门；
火药烧处皆黑色，铅铁弹子方圆分；
检骨先须论远近，着伤眼孔要数清。
进刺向里出向外，伤眼青黑血荫明；
铧枪方眼弹沙圆，皮骨血浸眼表圆；
远则子散难透骨，近则子聚透骨穿。

在此，李观澜不仅描述了枪伤特征和枪弹射入口与射出口的区别，而且谈到了霰弹伤口特征与射击距离的关系。这说明当时在枪伤检验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西方国家有关勘验鉴定的历史也十分悠久。据文献记载，早在古希腊时就已经有了医生进行尸体检验的实践。例如，凯撒大帝于公元前４４年在罗马元老院大厅内被刺身亡后，就由当时著名的医师安提斯底进行了尸体检验。安提斯底在检验后指出：凯撒身受２３处刺伤，但只有胸部的一处是致命伤。

早在公元５世纪至９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时期，英国国王便任命一些官员到各郡去保护国王财产和王室的利益并制约地方长官的权力。当地方发生死亡案件时，由于这些官员是国王的代表，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所以便由其主持尸体勘验和证据调查，并做出裁断。这就是英国验尸官制度的起源。

随着实践的发展，欧洲一些国家的法律中开始出现了有关勘验鉴定的规定。公元６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安法典》中已经有了关于鉴定的规定。１５０７年，德国班贝格主教管区的《班贝格诉讼程序》中规定法官在就杀婴案和人身伤害案做出判决之前必须征询医生的意见。１５３２年，德国的《加洛林法典》首次在条文中明确使用了“鉴定”一词。该法典共有２１９条，其中有４０条涉及鉴定问题。例如，该法典第１３４和１４７条规定在杀人案件和伤害致死案件的调查中均要由医师进行鉴定。尔后，很多国家的立法者都相继把关于鉴定的规定写入法律之中。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先后出现了一批法医学研究的先驱者。１６世纪末，法国的安勃罗斯·巴雷撰写了关于窒杀婴儿的肺脏特征和性犯罪特征的著作；意大利的福特尼奥·菲特利则介绍了自己在确定溺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１７世纪，意大利的帕奥洛·查西亚在其著作中论述了“他杀与自杀之特征”、“自然猝死”、“性犯罪与精神错乱”等问题。１８世纪，奥地利的约翰·弗朗克出版了《完备的医务警察体系》一书。１９世纪初，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率先由安德鲁·邓肯教授开设了法医学课程。１８３５年，法国人马里·德维热的《法医·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１８５０年，德国人约翰·卡斯佩的《司法验尸》一书问世。１８７８年，法国人亚历山大·拉卡圣出版了《法医学论文集》并在两年后成为里昂大学的第一位法医学教授。他在古费案中成功地查明了一具高度腐烂尸体的身份并为警方侦破该谋杀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不仅使他名噪一时，而且扭转了公众对法医的传统偏见。与此同时，法国巴黎大学的医用化学教授马蒂尔乌·奥菲拉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成功的鉴定而终于使法官们承认了毒物学检验结论的证据价值。

１９世纪末，由于涉枪案件不断增加，德、法、英、美等国相继出现了一批枪弹检验专家，如德国的鲍尔·瑟里奇，法国的维克多·巴尔萨德，英国的罗伯特·邱吉尔，美国的阿尔倍特·海尔及后来的查理斯·韦特和卡尔文·戈达德等。这些早期的枪弹检验人员多来自于经常接触枪弹的职业，如军人、从事枪弹生产或销售的人等；也有一些是原来从事法医检验或其他司法鉴定工作的人，后来因实践需要和个人兴趣而转入了枪弹检验工作。虽然这一时期的枪弹检验尚具有私人性和非专业性的特点，但是它已在杀人案件调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１９世纪末，英国一些法院已允许把枪弹检验结论用作证据。当然，这一时期的枪弹检验结论还属于种属认定的范畴。１９０２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首次把枪弹同一认定结论作为定案的依据。

２０世纪以来，勘验鉴定已经成为案件调查中广泛使用的方法之一。许多国家的执法机关还建立了专门进行物证检验和鉴定的实验室。１９１０年，法国的埃德蒙丝·洛卡德在里昂建立了欧州第一个警方的犯罪侦查实验室。１９２３年，洛杉矶市警察局长奥古斯特·沃尔默在其警区内建立了美国第一个警方的犯罪侦查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出现，就像大工厂代替手工作坊时的效果一样，使勘验鉴定技术这一“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于是，勘验鉴定法在证据调查领域内的用途不断扩展，作用不断加强。不过，其中很多方法都属于后面将要专门探讨的人身识别法的范畴。
四、察访询问法

办案者询问案件当事人及有关的证人以便查明案情，这是自有诉讼之日起就已存在的证据调查方法。但是在控告式诉讼制度下，办案者只管“坐堂听案”或“坐堂问案”，根本谈不上去进行察访。后来，由于办案者有了主动去收集证据和查明案情的责任，所以察访询问法便日趋重要起来。

最初的察访主要是与现场勘查同时进行的现场访问。执法官吏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后，一边勘验，一边询问事主和邻居，以便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秦简·封诊式》中即有这种记载。在“贼死”一案中，主持现场勘查的“令史”就曾询问当地的治安人员和附近的居民是否知道被害人死亡的时间，是否听到呼救的声音等。在“经死”和“穴盗”等案中，办案人都向当事人和证人进行了询问。虽然这些询问的内容本身并无太大意义，但是在《封诊式》这样一部有关查封和勘验程式的规范性案例沁编中详细记述有这些内容，则充分说明当时的执法者已把现场访问作为办案的一项基本工作。

宋慈的《洗冤集录》虽然是一部法医学著作，但其中也有关于察访询问的论述。首先，宋慈认为办案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应首先询问一下案件发生的经过，然后再进行勘验。他说：“凡到检所，未要自向前，且于上风处坐定，略唤死人骨属，或地主、竟主，审问事因了……始同人吏向前看验。”其次，宋慈肯定了当时各地在办案过程中派专人担任“体究”负责察访的作法。他说：“近年诸路宪司行下，每于初、复检官内，就差一员兼体究。凡体究者，必须先唤集邻保，反复审问。”最后，宋慈认为在办案过程中应该广泛察访，先全面收集各种证据材料，然后再综合分析、判断事实真象。他说：“有可任公吏，使之察访，或有非理等说，且听来报，自更裁度。”他强调说：“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及备三两纸供状，谓可塞责。”他还举例说：“斗殴限内身死，痕损不明，若有病色曾使医人，师巫救治之类，即多因病患死。若不访问，则不知也。”

在封建社会中，大多数执法官吏并不愿意做深入细致地察访工作，而是以刑讯问案作为查明案情的主要的手段。但是在那些尚无被告人的刑事案件中，刑讯问案法便无用武之地。于是，察访询问就成了查明案情和收集证据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历史上，清官们经察访而公断疑狱的案例并非罕见。而且他们进行察访的方式也很多。既有派员走访，也有亲自察询；既有公开的正面询问，也有化装的侧面察访，即人们常说的“微服私访”。这说明人们在办案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在欧洲，自以纠问式诉讼代替控告或诉讼以来，察访询问在案件调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法兰西王国从１３世纪开始设置检察官，其职责之一就是听取私人有关犯罪的举报并进行调查。不过，通过察访来收集犯罪证据的方法在１８世纪才真正得到发展。

法国刑事警察局的创始人尤金·维多克是世界警探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于１７７５年７月２４日出生在法国阿拉斯市一个面包师的家庭中。他青年时好冒险，在军队股役时也曾颇为得意，但后来因殴打一名军官而坐牢。出狱后，他当过演员，干过水手，也做过买卖，还多次因轻微犯罪而入狱。不过，他是个大胆的越狱者，不止一次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逃出监狱。１７９９年，他又一次越狱成功。尔后的１０年中，他在巴黎以贩卖旧衣为生。由于昔日的狱友经常去威胁或敲诈他，所以他主动来到巴黎警察局，要求参加打击犯罪的斗争。当时的巴黎警察局正被严重的犯罪问题搞得一筹莫展，便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维多克认为“只有犯人才能对付犯罪”，所以他挑选了２０名前科犯担任助手，成立了一支特别侦缉队。他把这些侦探安插在监狱的犯人中间或派往下层社会，以便收集各种犯罪情报和证据。他们在第一年里就查获了８１２名罪犯，并清除了一些巡警们不敢问津的匪窟。后来，该侦缉队被命名为巴黎警探署。

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人长期在刑事案件中采取“私诉”的原则，因为他们把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财产视为公民个人的事情。１７世纪时，英国社会中出现了具有私人侦探性质的“捕盗人”。他们四处察访，收集犯罪证据并把罪犯送上法庭，然后领取酬金。由于这些“捕盗人”中有不少前科犯，而且其中有些人是一边捕盗一边犯罪，所以在社会中声誉不佳。１７５０年，被后人誉为“英国小说之父”的文学家兼地方治安法官亨利·菲尔丁终于说服了内政大臣，建立起“鲍街侦缉队”。这些侦缉队员是英国最早的专职侦探，他们经常化装到盗贼出没的地方去察访和收集犯罪证据。他们的调查方法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关于我国民事诉讼时效若干问题探析

梁栋杰


【摘要】诉讼时效是民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不够全面、明确，理论上对诉讼时效的一些具体问题争议较大，如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诉讼时效完成的效果、法院是否应主动适用时效等，这些都是诉讼时效制度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诉讼时效；请求权；时效不完成；时效届满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通过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有效时间。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诉讼时效，但由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复杂性，诉讼时效的一些具体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争议颇多，下面就有关诉讼时效的若干问题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以期对此类问题求得正确理解。

关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诉讼时效适用范围的界定，关系到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合理性。但我国《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并未明确规定。比较法上，日本民法以债权及其他非所有权之财产权为客体，德国民法以请求权为客体，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亦以请求权为诉讼时效之客体。[1]（p243）通说认为我国诉讼时效适用的对象应为请求权，因为只有请求权才须以义务人的给付为满足条件，因而涉及相对人的利益，但并不是所有的请求权都可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一）债权请求权　　根据债权发生原因的不同可以将债权请求权分为：1．基于契约之债的请求权; 2．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权；3．基于无因管理而生之请求权；4．基于不当得利而生之请求权。债权请求权是否一律适用诉讼时效，有不同的观点：凡债权请求权，无论其发生原因及请求权内容为何，均得为消灭时效（诉讼时效）的客体；[2]（p522）诉讼时效的客体，主要是债权请求权，但属于侵权行为请求权的停止侵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消除影响请求权，基于合伙、联营、投资关系的请求权，基于储蓄关系、债券关系的请求权，都应不适用诉讼时效。[1]（p243-245）
一般而言，债权请求权都适用诉讼时效，但必须注意的是，有的债权请求权由于与一定的事实关系及法律关系始终共存，因此当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依然存在时诉讼时效期间不开始。这些债权请求权主要有：1．基于储蓄关系、债券关系的请求权，包括存款及利息支取请求权、债券还本付息请求权；2．基于合伙、联营、投资关系的请求权，包括收益分配请求权、股息支付请求权；3．因侵害某些人身权如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含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亲属关系中的受扶养权等而产生的请求权。[3]4．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之间的债权。
（二）物权请求权
对于物上请求权能否适用诉讼时效，我国大陆民法学者共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物上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主要有三点理由：（1）物权请求权是物权效力的具体体现，是包含在物权权能之中的，只要物权存在，物权请求权就应该存在；（2）物权请求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对物权的圆满支配，它是保护物权的一种特有方法，如果物权请求权因时效届满而消灭，但是物权继续存在，这将使物权成为一种空洞的权利；（3）对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物权请求权而言，还存在如何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的困难。[4]（p720）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将不同之物上请求权区别对待。[1]（p244）只有返还财产请求权与恢复原状请求权这两种物上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其他的物上请求权皆不适用。第三种观点认为，已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不宜因诉讼时效而消灭，但未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及由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则适用之。
请求排除妨碍、请求恢复原状、请求返还原物之物上请求权，由于该类侵害他人物权具有持续特点，诉讼时效难以操作，不宜纳入诉讼时效的客体范围。侵害他人物权造成财产损失时，由于损害赔偿请求权本质上是债权，故为诉讼时效的客体。基于相邻关系的纠纷而生之请求权，由于产生纠纷之状态处于持续地重复发生，故不适用诉讼时效。共有物分割请求权是依共有人单方面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特定的法律效果，属于形成权，因此不适用诉讼时效。
（三）人身权上的请求权
人身权上的请求权由于是基于人身权而发生的，因此在决定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上必须慎重。鉴于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主要是规律财产交易关系维护交易上的安全，加之人身权涉及公序良俗与人格尊严且与某种事实关系法律关系共存，所以各国法律在对人身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莫不区别对待。区别的标准主要为：该种身份权上请求权是否以财产利益为内容，如果是则适用诉讼时效，否则不予适用。考察各国立法规定，下列人身权上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1．夫妻同居请求权（如《台湾民法典》第1001条）；2．确认婚生子女的请求权（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48条）、确认生父母身份的请求权（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70条）；3．亲属之间的抚养请求权本身（如《台湾民法典》第1114条）；4．判决离婚时的赡养费请求权本身；5．人格权受侵害时的除去妨害请求权。其他的人身权请求权如判决离婚时赡养费各期请求权、亲属间抚养费各期请求权、人格权受侵害时财产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人身权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上的民法保护方法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其中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停止侵害不属于债的范畴，不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但因人格权被侵害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应适用诉讼时效。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有两大类：其一是基于纯粹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如扶养请求权、同居请求权，这类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其二是基于非纯粹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这类请求权本质上是债权，应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

二、关于诉讼时效的效果
诉讼时效完成后产生何种效力状态，大陆法系各国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4]（p743-744）
1、实体权消灭主义。此种立法，将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规定为直接消灭实体权，是采纳了德国学者温德夏特的主张。属于此种类型立法的代表为日本民法典，该法典第167条规定：债权，因10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债权或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因20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2、诉权消灭主义。此种立法认为，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本身仍然存在，只是诉权归于消灭，这是采纳了德国学者萨维尼的主张。属于此种主义的立法，有法国民法典、苏俄1922年民法典及匈牙利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规定：一切物权或债权的诉权，均经30年的时效而消灭。
3、抗辩权发生主义。此种立法认为，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因而取得拒绝履行的抗辩权，如义务人自动履行的，视为抛弃其抗辩权，该履行应为有效，这是采纳了德国学者欧特曼的主张。属于此种主义的立法，有德国民法典、台湾民法典和苏俄1964年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第222条第1款规定：消灭时效完成后，义务人有拒绝给付的权利，台湾民法典的规定与此相同。　　　　我国《民法通则》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自愿履行的，不得以不知时效期间经过为由要求返还。”由此可见，丧失请求权不是丧失实体权利，而是权利人丧失诉讼意义上的权利，即丧失依诉讼程序请求保护其权利的“权利”，该“权利”谓之“胜诉权”。权利人丧失胜诉权，权利人仍有受领权，且义务人自愿履行义务后不得以已过诉讼时效为由重新主张履行无效。因而法院在受理案件时，不应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而对此类案件不予立案。因为权利人仍享有诉讼的权利，只是由于时效期间的经过而丧失了受法律保护的胜诉权。
以上学说以抗辩权发生说最为合理。按抗辩发生说，不仅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仍享有起诉权，可诉至法院，由法院审理权利人是否有正当事由障碍时效期间进行，而且表明在时效期间届满后，即使无正当事由阻碍时效期间进行，义务人是否需享有时效利益取决于其意志，法院不能主动援用时效规定，也不能依职权驳回权利人的请求。相反，义务人依抗辩权拒绝履行义务，法院应不支持权利人的主张。

三、关于时效不完成与时效中止、中断1.时效中止与不完成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区别表现在如下方面：
（1）发生的时间不同。就时效中止的发生而言，存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如我国民法通则要求中止事由发生在时效期限届满前6个月。就时效不完成而言，则事由发生在时效即将完成之际，但时间点尚不够具体。时效中止的实质在于停止的时间不计入时效期间，它发生于时效进程之中。而时效不完成的实质在于，针对特殊的情形设定一个特定的时间，即使时效期间已经届满，权利人的请求权不因此而受到影响，而延至为之设定的特定时间。时效不完成的发生不以时效进行的停止为前提，所以不一定发生于时效进程中，而可以突破时效的进程。在此意义上讲，时效的不完成是对时效期间的变相延长。 （2）发生的具体事由不同。中止的法律事由为：引发时效中止的事由的存在通常是一时的，有其存在的期限性，并且通过停止计算期间的方式已足以达到保护权利人正当行使权益的目的。而不完成的事由为：引发时效不完成的事由，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其延续的期间通常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或者较长。 （3）法律效果不同。时效中止的法律效果在于使中止事由发生的时间不计入时效期间，或者说将该期限从时效期间内排除，通过停止时效期间计算的方式来维持当事人利益的均衡。而时效不完成的法律效果则在于变相延长了时效的期间，即在时效的不完成的情况下，时效期间不停止计算，而是在存在法定事由期间或之后的一定期间内，即便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也不发生通常的届满的法律效力。
从狭义上讲，诉讼时效的中止与时效的不完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由于时效中止与不完成都是时效的停止形态，因此我国许多学者常将二者并视，在界定时效中止的概念时，往往称，“诉讼时效的中止，也称不完成”。这实际上是对两个不同范畴的不合理混用。
2.时效不完成与中断时效不完成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时效中断的补充，但二者存在如下区别：
一是适用基础不同。就其事由不同言，时效中断乃由于当事人的行为，时效不完成乃基于当事人以外行为，有为权利之无法行使，有为权利之不便行使。时效中断通常为权利人在时效进程中从事了主张权利的行为，不再怠于行使权利，从而使得时效进行的基础不复存在。时效的不完成则无此考虑，而主要基于特别情事的存在，并且时效期间终了之时该特别情事可能仍未结束，如使时效正常完成对权利人而言有失公平；同时，该种特别情事在客观上不便于中断，时效不完成的适用常常以排除了时效中断的适用可能为前提。正因如此，史尚宽先生认为，“而权利人主观的不问其任何理由，全无中断时效之意时，亦不妨发生停止时效完成之效力。” 二是法律效果不同。中断的直接效果为重新计算期间，因而对权利人的保护最为有利。而时效不完成的效果仅在使其将完成的时效，于一定期间内暂不完成，其已进行的时效期间仍有效，如果在一定期间内别无时效中断的事由，则时效经过该法定犹豫期而完成，但犹豫期的设定仅以保障债权人能有足够行使权利可能为限。 在时效的停止制度方面，我国传统民法中没有采用时效的不完成的概念，仅以概括的方式确立了时效中止。即如《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之后，为了适应司法实践的要求，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以“其他障碍”为依据扩展了时效中止的事由，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７２条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欠缺法定代理人时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形。但这一解释将欠缺行为能力人行使请求权的情形归入了时效中止的适用范围，此种做法既不符合德国民法的界定，也与台湾民法不同。时效不完成与我国传统民法中的时效中止存在明显差异，其实施的方式各有特点，具体功效也有所不同，时效不完成制度所特有的法律价值并不能为诉讼中止所替代。因此，我国应借鉴时效不完成的制度经验。
四、法院可否依职权主动适用时效
早在罗马法上就有一项重要原则，即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而不能由法院主动援用。[5]（p163）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继承了这一原则，禁止法庭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23条规定：法官不得主动援用时效。日本民法典第145条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虽未明文规定，但学说与判例一致认为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援用时效。但是，在前苏联，出于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要求，否定了这一罗马法原则。例如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第82条规定：不论双方当事人申请与否，法院均应适用诉讼时效。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可否不待当事人主张而直接适用诉讼时效，在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审查时效，但多数学者认为法院无权主动适用，必须由当事人提出后才能进行审查。理由在于：第一，法官不得主动适用时效是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判例的通行作法。虽然前苏联民法典要求法官主动援用，但在前苏联解体后，1994年俄罗斯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99条却做出规定，即“法官仅根据争议一方当事人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提出的申请适用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对此问题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解释上应与多数国家的通行作法相一致，这样才能符合时效制度的发展趋势。第二，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过分干预。诉讼时效届满，义务人就取得了一种可以不再履行其义务的利益，权利人如提出请求，义务人可进行有效的抗辩。既是一种利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允许当事人自由处分，换言之当事人对诉讼时效主张与否，是对其时效利益的处分，这种处分既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也没有侵犯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人民法院不应主动干预，否则就破坏了私法自治原则。第三，法院审查时效以当事人主张时效利益为前提，有利于法律与道德的融合。时效完成后，权利人的请求权并不绝对丧失，这要取决于义务人是否行使其时效抗辩权。如果义务人行使该项权利，表明其对时效利益的主张，法院应给予审查，以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如果义务人不行使该项权利，可能是基于良心的感召，愿意放弃时效利益、向权利人做出履行，此时如果法院强行适用时效，对权利人做出败诉判决或者驳回起诉，这是有背诉讼时效制度的宗旨的。
作者，梁栋杰，男，汉族，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审判员，二级法官，法学硕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
邮编：7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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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ldj0815＠163．co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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