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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戴大盖帽说几句公道话/杨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4:43:59  浏览:9573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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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戴大盖帽说几句公道话

   杨涛


  8月1日起,江苏省南京市800余名交通运政、稽查执法人员全部停止统一着装。然而才20多天,交通部门又决定恢复一线执法人员的原来的着装制服。原因是摘掉“大盖帽”后,不少违章车主根本不理穿便装的执法人员。(《现代快报》8月26日)
    此消息一出来,就遭致一片反对之声。有人认为,这是“大盖帽依赖症”在行动上的反映。(《深圳商报》8月27日)也有人认为,不戴“大盖帽”缺乏的并不是什么“威慑力”,而是有关人员依法行政观念的转变。(人民网8月29日)然而,笔者在一片反对中,还是要为重戴“大盖帽”说几句公道话。
     笔者承认,某些执法人员习惯于依赖“大盖帽”所带来的威力,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甚至于假借“大盖帽”以权谋私,“大盖帽”的过多、过滥影响到国家机关的执法形象。然而,“大盖帽”的问题的出现,并非“大盖帽”本身的存在不合理,而在于这种“大盖帽”、制服配置的合不合理,戴“大盖帽”、穿制服的人是否在滥用“大盖帽”、制服。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西方许多国家,穿制服是判决执行公务的标准之一。制服以最直观的方式表明执行公务人员的身份,在情况紧急时,不致于让相对人产生误判;制服也能体现国家执法人员的威严,让一些违法人员产生一定的威慑,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制服也能让国家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更为直观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因而,“大盖帽”、制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合理地配置。
     这种合理配置的标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考虑:一是区分是否国家执法机关,公民个人、企业、事业单位不能配置体现国家权力象征的制服,国家机关中非执法机关也不得配置这种制服;二是区分国家执法机关中是否有穿制服的必要,如果不是经常要执行紧急、危险公务的执法机关就不宜配执法置制服,如城管、环保等部门;三是对不同的国家执法机关配置不同的制服,其他执法机关的制服应当要区别于警察等暴力机关的制服,尽量符合自身行业特点,款色柔和,制服能表明身份即可,甚至无须戴“大盖帽”;四是在能配置制服的国家执法机关中,也并非所有人都要配置,一线执法人员给予配置,其他人员不能配置,制服总量要控制;五是限定穿制服仅限于执行公务时,平时不宜穿制服,以免混淆个人行为与执行公务行为。
交通运政、稽查的一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涉及拦车等高度危险的执法行为,穿便服易让司机将其与车匪路霸相混淆,进行闯关酿成事故。现阶段,在宣传的不到位情形下及有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前,让他们重戴“大盖帽”未尝不可。也许我们更应该反对的是制服背后的特权思想,而不是简单地反对制服本身。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tao1991@tom.com
tao992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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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办公厅关于1999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事部办公厅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1999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事部办公厅




根据对1999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情况的测算结果,考试合格标准为:
1、审计师资格(试卷满分均为100分)
与审计专业相关知识的综合考试满52分;
审计理论与实务考试满60分。
2、审计初级资格(试卷满分均为100分)
与审计专业相关知识的综合考试满55分;
审计理论与实务考试满60分。
请各地按上述合格标准,核定合格人数。根据《关于公布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办发〔1997〕52号)精神,及时公布合格人员成绩,认真做好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发放等后期各项工作。
附件:各地考生成绩(略)



1999年12月8日
  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中的互殴行为往往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无序化的特征,法律对互殴行为中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认定标准不一。笔者以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精神,认定正当防卫时必须对当时的情境进行科学分析,结合具体案情作具体分析与综合判断,对案发当时特定的环境因素进行考量,不能拘泥于一般的思维模式,对防卫情境采取科学的判断标准,才能真正体现刑法法益权衡之要求,保障正当防卫立法之本义。

  一、运用“力量对等性”分析。互殴行为是双方以侵害对方身体意图进行相互攻击的行为,属于一种相互侵害行为,一般认为不具有单方性特征,不可能成立正当防卫。但当一方明显处于打斗劣势的情况下,相互斗殴已不再是对等的侵害了,其本身上升为单方性的特质,处于劣势的防卫人在情急之下仍应具有防卫权。在斗殴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一方即便实施的打斗行为仅为一般性的徒手打斗,综合客观情境存在年龄的悬殊、人数的寡众、性别的不同、体质的优劣、环境优势等差异进行分析,运用一般社会观念认定是否存在打斗力量对比悬殊,如果确实存在力量的悬殊就完全符合防卫的正当性基础条件,就此实施的互殴是不需要以转化单方的不法侵害为条件的,而具有防卫的现实可行性。

  二、运用“主客观统一性”分析。不法侵害行为应具有现实紧迫性,在互殴行为中侵害行为混乱交叉,因而,对不法侵害行为的认定不能猜测于侵害人的意图,侵害人的危害意图存在于个人的意识形态之中,认定应以侵害人的侵害客观表现为标准,对当时存在着现实的侵害行为后果进行综合分析。同时,防卫人的主观认识又存在于防卫人对于现实处境的内心感知中,对侵害行为的判断能力、判断时机、内在的防卫意识程度、外在的防卫行为表示以及防卫后果认识等都是认定防卫人主观状态需考虑的因素。因此从侵害人的侵害客观表现与防卫人的防卫主观认识两个角度来综合判断不法侵害行为的紧迫必要性才更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定罪原则,不会因对侵害人的侵害行为、防卫人主观形态错误判断,而将“正当防卫”判断为“防卫过当”、“假想防卫”、“故意伤害”等情节。

  三、运用“行为变化性”分析。在邻里纠纷等互殴行为中,基于互殴双方具有相互侵害的行为特征,主观上都存在伤害对方的故意,造成轻伤以上(包括轻伤)的伤害结果就会转化为故意伤害行为。从互殴存在相互侵害的角度来看,互殴行为中必然存在相互防卫的意图,在防卫与侵害交互存在时,转化犯的防卫基础判定必然要依赖于行为变化节点的清晰判断,因此这种防卫基础具有相对性和限制性。当不法侵害行为确已自动中止或已经结束,防卫情形丧失,防卫行为应当停止;当徒手行为变化为持械行为、一人行为变化为群体行为、侵害能力暂失丧失(如被多人架住不能动)时,防卫才具有正当基础;当防卫行为在当时客观情境分析下造成相对重大损害结果的,防卫才具有限度基础;当互殴行为转化为放火、爆炸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凶行为时,防卫才具有特殊基础。

  (作者单位:江苏省大丰市人民法院)